導論：一個西方觀點的評述
六
其實現代「語義」一詞並不適用於前節對中國語的觀察，因為中國語語法所關心的語義幾乎僅僅是字義而矣。現在讓我們按此進一步的觀察來探究一下中國語的表達能力問題。
關於中國語的表達能力，香港的陳耀南先生於1980年寫了一本有趣的小書，名為《中國語文通論》。這本只有一百多頁的小書，寫在香港第一波中文運動之際，出版於香港的第二波中文運動的尾聲。書中引述了一個故事，據稱香港當時有一位很受尊重的英文系英籍教授惋惜中文的貧乏，因為 scarlet，crimson，pink，red，都叫做「紅」﹔陳耀南先生則在書中反駁﹕其實值得惋惜的是﹕沒有人不亢不卑地告訴她﹕甚麼是「朱」﹑「丹」﹑「赤」﹑「絳」(複音詞更不必說了)。... 而舅父﹑姨丈﹑二叔﹑世伯，英文統而言之，都曰「uncle」，這可見中西社會文化的不同，不能據此就定出語言的高下。[陳耀南1980: 20]
除此之外，陳耀南先生還列舉「騸」﹑「騍」﹑「驌」﹑「驥」﹑「駘」﹑「駒」﹑「騂」﹑「駰」﹑「驄」﹑「驃」﹑「騮」﹑「驂」等，分別表示已閹割的馬﹑雌性的馬﹑良馬﹑好馬﹑劣馬﹑少壯的馬﹑赤色的馬﹑淺黑色帶白色雜毛的馬﹑青白色的馬﹑黃毛白點的馬﹑黑鬣黑尾的紅馬﹑車前兩側的馬等。
那麼，貧乏的顯然不是中國語的詞彙，而是那位英籍教授的中國語知識了﹖
該位教授或許真的不了解中國語，然而陳耀南先生也沒有走出傳統的視野。先不說「驂」(車前兩側的馬)﹑「騮」(黑鬣黑尾的紅馬) 何用，或「舅父」﹑「姨丈」﹑「二叔」﹑「世伯」的無休止分類的徒然，陳耀南先生的辯解顯然印證了我們剛提出的的觀察，中國語的精力幾乎全放在字義上，對語言的結構幾乎全不關心。
對結構的不重視正正就是為西方比較語言學家詬病的中國語沒有語法的根源。
如果現代語言學始於十九世紀初，那麼二十世紀初的西方語言學家的注意力則逐漸轉向語言的一般性結構，即系統地支配語言結構的規則和原則。
經過約半個世紀對語言結構的探究，廿世紀中期便有形式語法的出現。自此，西方語言學家對語言的研究越趨形式化，注意力落在對一般性規則的尋求或建立之上，借用數學技術的例子亦越多。對比之下，中國語學界中的中國語語言學的研究如同很多領域 (科學﹑哲學﹑政治制度﹑社會觀念等) 一樣，停滯不前。這便又回到所謂的李約瑟難題了﹕為什麼中國在科學和技術方面被西方所取代，儘管它更早取得了成就？
其實答案並不複雜。
1930年9月8日，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 (David Hilbert: 1862-1943) 在出席〈德國自然科學工作者和醫師學會〉(Gesellschaft der Deutschen Naturforscher und Ärzte) 時發表的電台擴播以「我們必须知道。我們將會知道。」(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作結。[Hilbert 1930]
而中國哲學源頭之一的莊子卻以「吾知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怠矣」為其知識論的起點和終點。
顯然，中華文明崇尚的「智慧」是沉默﹑無知﹑無為和中庸一類的惰性心智狀態 (讀者可同時參考魯迅的《華蓋集•通訊》﹗)﹔西方文明則熱衷於論辯﹑進取和求真的生活。
簡單地說，西方文明以求知為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方式，而中華文明則以老莊式的不知或少知為美德。此所以後者不能產生科學，即使有了起步也只能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
那麼中國語有沒有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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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