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一個西方觀點的評述
五
從十九到廿世紀，大多數的歐洲語言學家對中國語的研究態度彷彿都離不開一個考古的視角，視中國語為一個原始部落遺留下來的一套原始符號。「原罪」來自中國語「沒有文法」，即非屈折語。
下面有四個同義短語的例子，讀者不妨思考一下﹕- 中國語﹕ 活地‧亞倫的一齣新喜劇。
- 英語﹕ a new comedy by Woody Allen。
- 德語﹕ eine neue Komödie von Woody Allen。
- 波蘭語﹕ nowa komedia Woody’ego Allena。
中國語非屈折語，英語屬中度屈折語，德語屬中高度屈折語，波蘭語屬高度屈折語。
一般來說，拉丁語及斯拉夫語系都屬高度屈折的語言。
在上列的四個短語中，英語雖屬屈折語，用例卻沒有顯現屈折特徵，因此有點像中國語。
德語和波蘭語都有明顯的屈折特徵。
德語中的「Komödie」(喜劇) 屬陰性，因此形容詞「neu」(新) 的詞尾和限定詞「ein」(一) 的詞尾都分別要做相應的變化而分別成為「neue」和「eine」。
波蘭語的「komedia」(喜劇) 亦屬陰性，因此形容詞「now」(新) 的詞尾亦要做相應的變化而成為「nowa」，但波蘭語沒有冠詞類的限定詞，所以用例中沒有英語的「a」或德語的「ein」。有趣的是，用例中的姓名要用所有格，因此要為活地‧亞倫「改姓」及「改名」——「Woody Allen」變作「Woody'ego Allena」。
原則上，波蘭語的性氏要分陰陽，譬如 Kotarbinski 先生，他的賢內助要姓「Kotarbinska」，假如兩人弄瓦，此瓦姓「Kotarbinska」，弄璋的話，此璋姓「Kotarbinski」。
假如以屈折特性為語言優劣的標準，在我們的四個例子中，波蘭語應該名列前矛，理應最優，德語次之，英語則落至類同中國語的「劣勢」。從學習語言的角度出發，這個簡單的對比顯示高屈折度不一定是個優勢。高屈折度同時釋放出更多資訊噪音，對該語言的學習者來說可做成相應的困難。
所以當我們對比屈折語和非屈折語時，我們有需要確定所對比的是哪個方面。下為一例。
由於有屈折的特性，印歐語系出現了所謂詞根的現象。詞根主要與動詞 (譬如英語的「(to) be」) 相關，因應格和時態而變化 —— 譬如「(I) am」﹑「(she) is」﹑「(they) are」﹑「(we) were」等 —— 最為繁雜﹔將動詞變為名詞，則要做另一種變化 (譬如從「be」到「being」)。
穆勒利用詞根來分析印歐語系中不同語種的同源。譬如英語的「(to) be」，第一身單數現在時態用「am」，梵文寫作「asmi」，希臘文寫作「esmi」，立陶宛語寫作「esmi」﹔穆勒以此推出，就「(to) be」而言，梵文﹑希臘文和立陶宛語有共同的詞根，為「as」，詞尾為「mi」。[Müller 1862: 173] 如此看來，英語的「am」則似乎是詞根「as」和詞尾「mi」的簡化，即去掉「as」的「s」及「mi」的「i」，因此得出「am」。
但歐語的屈折變化從來都不是完全規則化的。一般來說，屈折度越高則越規則化﹔屈折度越低則越傾向於不規則，而且亦會較接近孤立語的部位操作 (positional practice)。譬如低屈折度的英語在規則動詞之外又附加所謂的「不規則動詞」。這是自然語言的特性。但歐洲各語﹑梵語﹑印度語等的字母系統使屈折變化成為可能及盡可能規則化，再以英語為例，詞綴如眾數的「-(e)s」或動名詞「-ing」等都是一種系統化的規範，對英語語法的精確化。
雖然中國語不以字母系統為基礎，亦沒有屈折變化，但中國語好像也有「詞根」，可是我們不叫「詞根」，我們叫「部首」。中國語的語言學者是否忽略了「部首具有詞根的功能」呢﹖
譬如具「火」部的字大概都與火或對火的利用有意義上的關聯﹕「炎」﹑「炬」﹑「灶」﹑「灸」﹑「炊」﹑「烹」等﹔譬如具「人」部的字大概都與人相關﹕「代」﹑「伕」﹑「伎」﹑「佃」﹑「佛」﹑「侵」等﹔譬如具「艸」部的字大概都與花草相關﹕「花」﹑「草」﹑「芍」﹑「芬」﹑「苗」﹑「茁」等。
假如我們接受部首有詞根功能的見解，單在這一點上，中國語是否「趕上」了屈折語呢﹖
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卻湊巧暴露出作為孤立語的中國語與屈折語的一大根源性區別﹕屈折語的詞根或詞幹及其詞綴屬於詞構及語構成份4，作用在於表呈該詞的語構功能﹔中國語的部首非語構成份，而僅僅是一種專注字義的造字方法。準確的說法是，中國語的部首用來識別字的字義指派，有固定的形態﹔譬如「灶」字，古時以土為廚，生火煮食，「火」+「土」=「灶」是一個可以理解的關係。又譬如「芍」字，即使不明其義，我們也估計得到芍與植物有關。這種按部首組合而生的意義指派在古字寫法上更明顯，但隨著書寫的演變，中國語詞彙逐漸豐富，這種按照意義指派來造字的工作亦漸停頓，改為字詞相配合來創造新詞以表達外來語或新概念。
比較一下中國語的部首的功能和屈折語的詞根或詞幹及詞綴的功能，我們即時發現中國語關心的是字義 —— 即語義 —— 而不大關心語構。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洪堡特﹑舒萊謝爾﹑穆勒﹑麥哥﹑索緒爾﹑艾杜凱維茨等語言學家和邏輯學家一直以來對中國語的看法。
至此，我們大致可以窺見中國語是一種重語義而輕語構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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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詞構 (morphology) 關涉詞 (字) 的內部元素，語構關涉詞 (字) 的外部元素，兩者其實都以結構為對象。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