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漢末年,《漢書》載王莽『發見《周禮》』,實為王莽主導,由劉歆帶領儒生數十人,所完成的偽書。而在《周禮•春官•鍾師》有:『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而《周禮•春官•宗伯》裡又指出:『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周禮•春官•宗伯》只解釋了《周禮•春官•鍾師》其中的《王夏》、《肆夏》、《昭夏》的用途,其餘六夏《周禮》內任何說明都無見。
此所謂的王公貴族的儀式音樂的『九夏』,完全是劉歆成立班子為王莽當政所偽《周禮》裡,依昔日文獻裡,主要是劉歆喜好的《左傳》裡的『三夏』之樂而來的,內中的九夏的內容,除了《肆夏》有先秦故籍明文記載而外,餘如《儀禮》《儀禮•大射》有『公入,《驁》。』其中的《驁》樂,被劉歆採入成為九夏裡的《驁夏》。至於《周禮》裡其他的七夏,先秦故籍一點踪跡亦找不到。
其實,完全是劉歆依據其改先秦陰陽五行說裡的《管子‧五行》『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為『天道以六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九制』,為了在人間王公貴族的儀式音樂符合其新陰陽五行的『人道以九制』,所以偽立『九夏』之樂章之名。而其直接的構思的啟發來由,就是劉歆此一《左傳》迷所迷的《左傳》了。
在《左傳》里:
『(襄公)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國語•魯語下》也有相同史事的另一記載:『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弊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貺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何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于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諮才為諏,諮事為謀,諮義為度,諮親為詢,忠信為周。’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吳、晉的杜預注《左傳》『三夏』為:『《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杜預的比附,是來自於《國語•魯語下》的敘同一史事時的『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國語•魯語下》該文裡明明是『金奏《肆夏》、《樊》、《遏》、《渠》』四者,《肆夏》、《樊》並列,分別指不同的音樂,但杜預為了湊合《左傳》裡『金奏《肆夏》之三』,於是合併《肆夏》、《樊》為『其二曰肆夏,一名《樊》。』其注以是可見純屬拼湊。而且其言『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更是其個人的瞎拼亂湊,因為不去查覺《周禮》之偽,《周禮》胡謅的九夏,以為真實存在,但一比對了《國語•魯語下》,發現了和《肆夏》用在『天子所以饗元侯』的《樊》、《遏》、《渠》應屬『三夏』啊,怎麼數一數,數量有四而不為三,成了四夏,於是併合巧說以彌縫之。故其說完全不可信。
《周禮》本文裡也有它處提到了九夏裡的『夏』樂,
《周禮•春官宗伯》:『尸出入,則令奏《肆夏》。』
《周禮•春官宗伯》:『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周禮•春官宗伯》:『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
從王莽時代活到東漢,屬劉歆偽造《周禮》時的共偽人的所謂劉歆弟子的杜子春,於是自由想像出不見於包括《周禮》的九夏內其他各『夏』的使用時機,純屬笑話,不妨一引:
『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賔客至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裓夏,公出入奏驁夏。』
杜子春此說法,應是劉歆等人偽造時的初心,想把九夏作此功用,但因《周禮》配合王莽而成書倉卒,不及完整擺入,故杜子春的說法,倒是可見劉歆、杜子春等一行人偽造《周禮》九夏時的構思。
依據《禮記•禮器》: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東漢鄭玄注:『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曰:『《肆夏》當為《陔夏》”者,案《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它皆如祭祀。今破為《陔夏》者,以《大司樂》之文,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也就是說,明明《禮記》說的是諸侯之寶禮畢而出,要奏《肆夏》,東漢鄭玄却為屈就偽書《周禮》而把《禮記》原文的《肆夏》改成《陔夏》。其實,就在西漢初年的《淮南子•齊俗訓》:『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盤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西漢年間的《大戴禮記•保傅》:『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所講的《肆夏》都不是如西漢末偽書《周禮》所說的用在祭典的『尸出入』之用,而是活生生的人間禮樂,王公貴族賓客,禮畢『趨』(快步走)時而出的行進步態之配樂。自此一論,亦見光從《肆夏》於先秦及西漢年間的認知,即知《周禮》所說《肆夏》用在『尸出入』就純屬胡謅,偽態一察古籍即知。
其實,九夏的擺入《周禮》,完全是劉歆依據其改先秦陰陽五行說裡的《管子‧五行》『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為『天道以六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九制』,為了在人間王公貴族的儀式音樂符合其新陰陽五行的『人道以九制』,所以偽立『九夏』之樂章之名。而其直接的構思的啟發來由,一探先秦及西漢年間的文獻及明白陰陽五行說被劉歆王莽在偽書《周禮》內的改造,即知明明白白,《周禮》的是為劉歆王莽所成的偽書,昭然若揭。
(見原書刘有恒:中国古代音乐史辨正(甲集)(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