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寄生上流》於2019年上映，敘述一個住在半地下室的貧窮家庭，在長子金基宇成為富豪朴社長家的英文家教後，所發生的一連串意外事件。本片通過犀利的幽默與深刻的社會諷刺，探討了階級與貧富差距在當代社會中的影響，同時，導演巧妙地運用符號和隱喻，為觀眾呈現了一個充滿暗示與多重解讀的故事世界。《寄生上流》不僅在韓國國內獲得了巨大成功，也在國際上贏得了廣泛的讚譽，還成為2020年第一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
對這部電影有一點了解的朋友或許都聽說過：這是一部描寫「階級」的電影。但是不同於許多描寫階級不平等的電影常常把位在高階級的人描寫成加害者、壓迫者，而位在低階級的人常常是可憐的受害者，這部電影裡，位居高階級的朴家人卻顯得單純天真，反倒是低階級的金家人、甚至是後來住在地下室裡的人才是充滿算計，而他們的算計都是為了生存。直到最後，基宇訂了一個計畫：他要考上大學、賺大錢，然後買下那棟豪宅，救爸爸的同時也完成階級翻轉。不過，最後一顆鏡頭從半地下室的窗戶向下帶到基宇，窗外下著雪，窗裡基宇讀著信，電影留下一個開放性結局：他的計畫能成功嗎？
電影中間，當金家爸爸稱讚朴太太「有錢卻很善良」時，被媽媽糾正說：「不是『有錢卻很善良』，是『有錢所以善良』」媽媽這句話，真可謂整部電影的文眼！我們在《寄生上流》裡看到：有錢人因為生活順遂，反而可能有餘裕去養出帶著高傲的單純善良，沒有退路的底層人為了生存，就更容易被逼出一些小奸小壞，他們不是天生的壞，而是被環境所逼。所以，如果我們懷著浪漫的心去看草根社會運動，可能就會幻想出一個個熱心公益的工人、或一個個善良質樸的農民，但走進社運現場，我們更可能看到的，或許是像韓劇《造后者》裡，因經濟困難而侵吞工會公款、還嫁禍給工運組織者的工會幹部、或是被政府仲介用一點小利誘惑就出賣土地的農民，或者不那麼嚴重，但就是形形色色小奸小壞各種不完美的「弱勢者」，但這就表示這些弱勢者們就是活該了嗎？如果生活有餘裕，他們又何至於「壞」呢？我們面對弱勢者運動，是否也需要放下「完美受害者迷思」，從更大的結構問題來看待底層人的「壞」呢？當然我們可以設下停損點，但我們也要看到「群眾」是什麼樣子。
此外，因為社會底層資源匱乏，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弱勢者之間往往競爭激烈，就像電影裡的金家四口設計擠走朴家原本的司機與管家，而管家發現金家四口的祕密後，也與金家四口展開各種爭鬥，這可真是一片弱弱相殘的景象啊！我們在社運現場也可以看到，即使同為弱勢者，也有可能因為利益不同而互相擠壓，例如在工會裡，也有可能發生正職人員為了自身利益而排擠派遣工的情形。當金家與雯光夫妻為了搶奪資源而互相扭打爭鬥時，眼裡都只能看到自己的生存，也就無暇顧及究竟是什麼結構逼得他們互相壓迫，雖然朴家或許也只是剛好佔了天時地利人和，不是什麼直接的壓迫者，但我們能怎麼做，才能讓一個國家的貧富差距不會這麼大，或許是我們可以思考的問題。
其實金家四口的工作能力並不差，基婷能偽造出維妙維肖的在學證明、爸爸只在店裡惡補了一下賓士車的功能，就能平穩地為朴社長開車，媽媽曾經是鏈球選手，而從他們進入朴家的過程來看，他們夠聰明、臉皮夠厚，自我推銷能力更是一流，為什麼他們還是只能生活在社會底層呢？我想最重要的，應該就是教育資源的不同：我們可以看到，多蕙要考大學時，家裡特別為她請了英文家教；多頌有藝術天份，媽媽更是尋求美國留學回來的名師教導，即使我們都知道這位「名師」是冒牌的。反觀金家，基宇重考四次，繳不繳得出補習費都是問題；基婷有藝術天份卻沒錢補習、考不上美術系，只能把天份用來偽造文書；媽媽雖然曾經是鏈球選手，但是一個選手如果沒有持續接受栽培的管道，還是只能如同一般人一樣掙扎求生，直到她趁朴家人去露營時踏進朴家庭院，才有機會重新拿起鏈球；而勇於創業的爸爸接連創業失敗，當時韓國的創業市場景氣是否有所影響呢？
電影最後，基宇的「計畫」仍然停留在幻想。但我們可以思考的是：如果縮短貧富差距、增加階級翻身機會，也是一種讓社會穩定的方式，那我們可以怎麼辦呢？或許，以政府稅收補貼高等教育，讓高等教育公共化、調降學費會是一種可能，或是擴大多元教育，讓像基婷、忠淑這樣有特殊才能的人有機會得到栽培，或是加強創業輔導政策等等，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又或者，我們還有其他想法呢？這或許是個大哉問，也許我們都要用一生來回答，但我們又不得不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