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底即將舉辦的台灣創投年會，適逢創投在台四十周年，規模是近年最高規格，國發會與台灣大學也在上週推出了國內第一個校友創投基金，算是為校園新創生態系與台灣創投界帶來一份賀禮。
在台大就讀時曾獲教育部的創新專案補助，也曾在母校開授創業課程、擔任創創中心業師、並受國科會栽培而來到矽谷的我，一方面很開心政府投資觸角延伸到了校園，但也想從對矽谷與波士頓的觀察，提出一些看法。
眾所周知，矽谷崛起前，波士頓才是美國創新創業中心。強大的學術資源與研發能力，搭配東岸的製造業與金融業，創造許多大企業與新科技。沒想到在半導體與創投產業的結合下，矽谷在二十世紀末成功異軍突起，從網通一路歷經軟體、行動、大數據產業，直到目前的人工智慧新創都領先全球。矽谷起源其實是在美蘇冷戰時代，彼時的運算科技、網路通訊與材料科學多半是為了軍事與航太科技，但隨著技術下放到企業與消費者領域，創投媒合科學家、資本家與企業家，並提供矽谷名校學生與校友在新創公司與創投的實習與工作機會，成為矽谷新創的成功關鍵。
波士頓在被矽谷超車二十年之後，也在十年前痛定思痛，鎖定生醫領域與硬體科技，媒合科學家、工程師與創業者、投資人，打造了麻州劍橋生態系，持續在全美生態系排名第二，生技新創與投資人密度甚至超越矽谷。
無論矽谷與波士頓，都是美國其他城市或世界各國想仿照的對象。但最難複製的不是硬體或資金，而是連續創業者成為新創投資人與業師的這個典範循環。當然，還有美國獨一無二的企業用戶與消費市場規模，以及資本市場的動能與活力，還有符合新創投資需要的法規環境與人才供應鏈。
因為創業最難的不是資金，而是用對人、做對事，還有在錯誤中快速修正的能力。台灣新創圈缺的不是錢，而是在國際用戶市場與資本市場上行銷與募資的經驗，以及創業者成功出場成為投資人，有創業經驗的投資人跳入新創擔任關鍵角色的換位循環。
台灣其實不是沒有校友投資型態，營運十五年的交大天使投資俱樂部，就是靠著交大校友在科技業的成功創業與投資經驗，加上校友之間的信任關係與合作默契，打造了一個除了資金更提供資源、經驗與連結的平台。也因為竹科與交大的緊密連結，讓交大天使無論在各大學或天使俱樂部之中，有著極為突出的投資表現。
身為台大校友，其實也很理解台大難以形成天使投資的風氣。一方面科系多元、學術掛帥，二方面台大校友多半選擇大企業或專業工作，校友們未必都對新創投資或創業有經驗跟熱情，即便創投界的台大校友不少，但多半僅是專業經理人，而非如美國的創投合夥人一般，多半要有創業經歷與募資能力。
回到創投與校園的結合。矽谷與波士頓的競爭力，的確都是技術、資金跟人才的結合。但除了技術之外，關鍵是怎樣的資金跟人才。有創業經歷甚至出場經驗的投資人與連續創業者，才是台灣最該積極打造的。但因為台灣本身市場的條件，也形成台灣新創的規模與估值天花板。
追求海外出場，尤其以被國際企業或成長中的新創收購為目標，讓這些創業者之後回到台灣投資新創或再次創業，才是台灣能連續培育未來獨角獸的關鍵。校園創投基金是這些循環與生態系中的一環，但除了政府與企業的資金，我們最缺的，是連結海外的投資人與創業者。
矽谷的創投、加速器與育成中心，很有計劃地參加校園創業活動，或者邀請校友創業團隊進行募資簡報。舉例來說，矽谷知名的 Plug & Play 育成中心，每週都有不同產業跟知名大學校友的線上募資簡報活動，我不用奔波各大城市與校園，就可以全年無休的認識名校創業者。
這類的活動，我幾乎看不到台灣創業者參加，目前也不在矽谷創投的雷達上。如何培訓台灣的創業者具有國際上的簡報能力與募資吸引力，我們缺的不只是語言，而是理解頂尖的新創投資人要看的是甚麼東西。
兩年來，TGA 帶著來自台灣超過六十位的天使投資人，已經投資八個美國新創以及兩個創投基金，橫跨矽谷、中西部與東岸城市，投資規模合計超過一千五百萬美元，並跟多所知名大學的創投與加速器如 MIT E14 Fund 與 Berkeley SkyDeck深度合作，也在紐約建立了第一個協助台灣新創落地美國的加速器計畫 EntreCamp。
建構校園新創生態系的關鍵，還是人才。我們除了要用課程、工作坊、創業競賽與投資型態來促進大學校園的創業活動，最關鍵的還是回到如何建立一個讓創業者跟投資人可以出場、讓創業者與投資人可以多次輪替、換位循環的生態系，並且融入在校園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