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冒業
大部分推理小說都會出現屍體。死者是誰殺(whodunit)、怎樣殺(howdunit)、為什麼要殺(whydunit)更是謎團的核心部分。
可是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非要有屍體不可?
邏輯推理並非只能用來破解謀殺案。我們往往將偵探故事有謀殺案視為理想當然,但當被問到為何一定要有死人,便會發現其實不容易回答。除了「較易勾起讀者好奇心」或者「有『殺人是不對』的教化作用」等等簡單的功能性解釋之外,還有哪些說明偵探故事經常描寫死亡的講法?
日本有推理作家兼評論家曾針對此問題提出他的獨門理論——笠井潔表示,一切都源自二十世紀的兩次「大量死」。
以下簡單說明什麼是「大量死」:由機關槍、長距離砲、炸彈、毒氣等大量殺戮兵器造成與工業廢料無異的無名屍體之山。文明一旦受到如此數量龐大的無名、無意義、毫無道理、體無完膚的死亡所衝擊,人們會想運用理性去追求有個性、有尊嚴、有名份的死亡。當真實的死亡是如此殘酷,人就只能在虛構世界尋求「理想中的死亡」以填補心靈的缺口。
笠井從這「代償心理」的推論出發,解釋西方世界為何在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發表〈莫爾格街凶殺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之後七十多年裡,偵探小說只有零星的作家持續出版而未成主流,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後迎來了「偵探小說黃金時代」。這段時期偵探小說的案件或偵探的人物設定都不難發現戰爭的背景。例如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出道作《史岱爾莊謀殺案》(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的華生角色海斯汀上尉便是在西線戰場上受傷而退下的軍人;多蘿西.L.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出道作《誰的屍體?》(Whose Body?)的華生角色亨特也是戰爭狀態解除之後返國的復員兵。
同樣地,日本在20年代已經有江戶川亂步的〈兩分銅幣〉,但仍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之後1946年橫溝正史發表〈本陣殺人事件〉才有最大波的「本格浪潮」。橫溝的長篇代表作《獄門島》更以金田一耕助受已故戰友萬頭千萬太所托前往獄門島拯救他三名妹妹作為故事開頭。
不論歐美還是日本,兩者都是先經歷一次「大量死」才有偵探小說普及的現象。笠井認為,基於「大量死」所產生的「倒錯的熱情」(倒錯的な情熱),本格推理小說的被害人被添上雙重的「理性光環」,使其成為「特權化」的死者。第一重光環是凶手針對死者制定了詳盡精緻的的殺人計畫,第二重光環則是偵探針對死者的死亡以詳盡的推理破解凶手的犯罪行為,讓死者可以以有姓名、有意義、有尊嚴、作為人類的姿態安然逝去。
看到這裡,相信敏銳的讀者已能對笠井的理論提出兩個疑問:
第一,為何「偵探小說黃金時代」之後會衰退,轉為更多元的間諜小說、冷硬派偵探小說或犯罪小說等等?
第二,為何80年代日本即使沒有再經歷一次「大量死」也會發生了「新本格浪潮」?
針對第一個疑問,笠井本人雖未曾正面回答,但可以作大概的推測:當歐美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即第二次「大量死」之後,虛構的偵探小說的「代償心理」機能便失去了作用。根據道格林斯.格林(Douglas G. Greene)所著的約翰.狄克森.卡爾(John Dickson Carr)傳記《解釋奇跡的人》(The Man Who Explained Miracles),1930年創辦的英國偵探俱樂部(Detection Club)很多元老作家如塞耶斯在戰後都不再發表偵探小說。
至於第二個疑問,笠井曾提出另一個概念「大量生」。日本在80年代處於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最高水平,在物質如此豐盛的時代,人很難會因為未能滿足基本需求突然死去。可是與此同時,無數的人卻感到無比空虛、活著毫無意義,自己和其他人都只是一群寂寂無名之士,是生是死都無關痛癢。在充滿窒息感的「大量生」狀態下,不少人反過來追求死亡,於是「新本格浪潮」就此誕生。和從前不同的是,新本格作品如島田莊司的《占星術殺人魔法》或我孫子武丸的《殺戮之病》等都出現有如對待奢侈品一般的獵奇殺人,殺人和屍體處理在故事中儼然成了藝術行為或美學實踐。在笠井看來,這正是源自對「大量生」的反動。
據說笠井的「大量死」(和「大量生」)靈感源自中井英夫的《獻給虛無的供物》。自從提出這理論之後,笠井就一直以此為基礎發表各種論述,甚至在圍繞東野圭吾《嫌疑犯X的獻身》的「X之論爭」之中,笠井提出的觀點也是從這個「20世紀精神」出發。笠井1992年發表的長篇推理小說《哲學家的密室》更有以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為原型的哲學家登場,和偵探矢吹驅一起探討推理小說的「死亡哲學」。他亦在2024年重新出版收錄了從前所有「大量死」相關文章的專書《大量死與偵探小說》(大量死と探偵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