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語言不再被允許用於描述真實

約莫半年前我讀了一篇關於謊言與真實（Lies and Languages）的文章。通篇文章旨在說明作者觀察到的語言在現代社會中的變化及其影響。這位作者指出，當代語言的變化多時為意識形態所驅動，並被冠以同理心或進步的名義。作者指出，菁英以複雜的術語及其奢侈的信念玩弄地位遊戲，語言成為一種操縱的工具，而這種操控語言的現象，開始使人們在日常互動中感到壓力，害怕說錯話而被標籤為歧視或偏見，已對普通人造成實際傷害。作者最後批評，進步主義者使用抽象或委婉的語言去隱藏語言背後的真實意圖，削弱了語言的誠實性和準確性，且服務於意識形態目的而非追求真理的語言最終會為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最近發生的許多事情不由得讓我再次開始思考這個主題。我想「語言作為奪權的手段」以及「由語言所建構的現實與其抵抗」這二個面向說明為什麼擁有一個可以用來描述真實的語言使用能力及權利對於人們而言是重要的。這篇文章或許會涉及一些尚在論爭中的主題，但這篇文章並不會花費篇幅討論這些主題，閱讀這篇文章的人不會因為他們對這些主題的立場、看法、經驗而隨意被指為某某某類人，至少我並不會這樣行動。這篇文章的重點仍然是「語言」在之中的運作樣貌，我對這些事物的基本想像是：在我們永遠失去語言之前，在我們離彼此真的太遠之前，我仍然願意相信語言承擔摩擦與岐異的能力。

這是一篇以語言為主角的人物紀錄。

語言作為奪權的手段

在《謊言與真實》這篇文章的第一段，作者提到：「在我小時候，說某件事或某人弱智（retarded）是很常見的事，就跟說人煩人或愚蠢差不多；但在 2023 年，在大庭廣眾之下使用「r 字」（r-word）幾乎是褻瀆神明的行為，至少可能會獲得鄙夷的目光，或被關心此事的市民責罵。」

同樣的事情在我小時候也發生過，我記得我小時候有一次對著一個我很生氣的場合說了：「這真的太智障了」，然後我的母親便很嚴肅地告訴我：「不要隨便使用『智障』這個詞彙，這樣有些人的父母會難過。」我的母親是一個有些散漫脫線，富含創作力的人，她很少如此板起臉堅持一些事情，因此，在成長的過程中，這件事便一直烙印在我的心裡，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約束自己不管在任何時候都不使用「智障」這個詞彙，儘管我不知道是否某些擁有智能障礙的家人朋友的人會因為在路上聽到他人以「智障」描述一件事或一個不在現場的人時感到受傷。

後來，漸漸地我發現身旁的人大部分都是用「愚蠢、煩人、不合理」的意義在理解並使用「智障」，真正在談論一個有智能發展問題的人的時候，人們多半傾向使用「發展遲緩」、「智能發展上有一些困難」或甚至只是把「智障」兩個字拉長成「智能障礙」等描述，好像這樣就能（比較）不傷害別人。

我們可以發現，為了不要傷害別人，人們基本上有三種作法：

1. 避免使用特定詞彙
2. 改變一個詞彙的普遍使用意義
3. 創造新的詞彙

如果「讓人感覺受傷」是一種壓迫，且若感到被壓迫的人是屬於某個少數群體，那麼刪除、扭轉甚至創造新的語言似乎就成為非屬少數群體的人的一個原罪，一個不得不的回應──畢竟，大部分的人不會希望自己是一個「傷害別人的人」。

為什麼語言有這麼大的力量呢？

這個問題是我很感興趣的問題，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也還在形成的路上，但我在這裡想先用傅柯的「語言權力理論」的部分內容來嘗試理解這件事；如果有關於這個問題的其他思考切入點，也歡迎願意的人分享相關書籍或資料。

依我許多年前在大學修課時的印象，在語言權力理論下，語言不僅是一種溝通的工具，它還是一種建構社會現實、形塑知識體系和維繫權力結構的機制。若用這個看法重頭檢視《語言與謊言》這篇文章，我們會發現語言的解釋與使用本身承載著權力的流動，在語言的操持之間，話語權力也被具體展現。

具體而言，在一些時刻裡，你會聽到人們用「伴侶」取代「男女朋友」。畢竟你不知道對方喜歡女生還是男生還是其他，且對某些人來說，這件事也只有對方可以說，就算你知道、可得而知或是使用經驗加以推測，你也不可以說。（有趣的是，當你使用「伴侶」這個詞彙時，你其實也說了一些「什麼」。）
你聽到人們用「situationship」取代「relationship」。relationship的狀態屬於當事人間，就算當事人把它帶出私領域，對部分的人而言，任何經驗法則或是社會通念的判斷，都可能構成一種bias或是「壓迫」（我們可以問：它是嗎？）。
你看到人們對著踩著高跟鞋但有滿臉鬍子跟滾動喉結的人微笑，但他們不知道該用「女士」或是「先生」稱呼這個人──或者兩者都是錯的──畢竟，你觀察到的現象可能會冒犯別人，而冒犯「少數人」，可能是一種「壓迫」。（我們依然可以提問）

主動使用這些詞語的人可能出於善意，可能出於展演某種受過教育的形象，也可能都有：掌握知識與階級的人可以用善意妝點自己，用最少的語彙涵蓋最多的意義（inclusive）。此時我們要表達的並不是這些詞彙的意義，而是使用這些詞彙進行溝通的意義，我們的眼光從「語言」移動到了「使用語言」及「使用語言進行溝通」。

當議題太過複雜時，人們可以使用「系統的」、「文化的」、「結構的」、「交織的」等術語，說的人很難向一般人說明清楚那究竟什麼，聽的人也不見得知道說的人到底在說什麼，但當你細細咀嚼這些語言，端詳這些似乎承載著「知識」的語言，那些語言便越來越接近「神諭」，權力的形貌便在此時加冕在這些語言上。它無聲以致難以把握，但即便無法理解，仍可以服從。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你希望取得權力時，你可以把某個語言定位為是會帶來「傷害」與「壓迫」的，在破毀承載通念、慣習、歷史的語言後，你一點一滴地奪取權力，通念的慣習的歷史的語言的權力移轉到新的語言（新的語言操持人）身上，成為新的通念、慣習，若有必要還可以修改歷史。遺憾的是，摩擦與鬥爭隨著權力的爭奪發生，這個過程往往不是一瞬可以完成，但有個方法可以加快進程，事實上也正在發生：

讓舊的語言操持者再也不能說話，以一個他們也贊同的理由：「不希望自己是一個『傷害別人的人』。」

由語言所建構的現實與其抵抗

不知道有沒有人想過自己是怎麼指認這個世界的呢？

在《語言與謊言》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

當語言被用來推動社會發展和尋求真理時，它是神聖美好的，就像創世記中用來創造世界一樣。正如約翰福音 1:1 詩意地捕捉到的，說出來的語言是彌賽亞式的，是具變革性的。但是，當語言被用來操控現實的結構，而不是用來準確地描述生命和世界時，後果將會是災難性的。而現在，我們正在通往地獄的高速公路上。
（原文：Language, when used to advance society and seek the truth, is divinely beautiful as it was used to speak the world into being in Genesis. The spoken word is messianic and transformative as John 1:1 so poetically captures. But when language is used to manipulate the fabric of reality for some other end than to accurately describe life and the world, the consequences are catastrophic. And right now we’re on the highway to hell.）

由語言所建構的現實

在《創世紀》裡，亞當指認世界的方式是「命名」，命名是指認及理解的過程，當世界出現在人們面前，而人們面對世界說出了那個「語言」，人們便跟現實世界產生了連結：如約翰福音1:1所描述，語言是人類認知世界的起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而談到《創世界》中的命名，或許也可以看看班雅明對語言本質與人類經驗媒介化的思考。對班雅明而言，亞當的命名行為是一種深刻的表達，是對於事物本質的直觀理解，是人類語言接近神聖語言的方式。換句話說，有一種理解語言的方式是這麼看待語言的：最純粹的語言是透明的、是與現實相連的。而無論一個人看到的現實為何，他說出口的語言很難與他的認知分離，他說出口的語言就是在建構他的現實。

我們可以在一些實例中看到語言塑造現實的能力。以「Gender Affirming Surgery」這個詞彙為例，它所要表達的是受術者從未轉換性別，受術者自始至終都是他所認同的性別，手術所執行的是去肯定他的認同，至於他的身體的性別並不重要，生理性別這個概念甚至並不存在；但對大多數人來說，男性與女性身體的差異並非是個體的差異，是生理性別的差異，生理性別從來不是不重要的，無論對受術者所屬群體抱持何種看法，大多數人所指認到的世界是：「Gender Affirming Surgery」的本質若涉及生理性別的轉換，他們傾向命名這件事為「Sex transformation surgery」，亦即變性手術。

或者，當我們提問：「男人是什麼呢？」有一部的人會說：「男人是所有認為自己是男人的人」（不認為自己是男性的，就可以不是男人）（下稱「回答Ａ」）；另一部人可能會提出「男人是生物上的成年男性，指涉那些染色體是XY，且有某某某性徵」（下稱「回答Ｂ」）。在這兩個回答中，語言操持者均使用「男人」這個詞彙，但他們所認知的、所建構的現實並不全然相同。

然而，「認為自己是男人」指涉的又是什麼呢？這個開放性的答案是非常有利於語言的操持者獲取權力的，因為它沒有說明任何事物，它也能指涉任何事物，語言在這裡是碎片化的、是沒有意義的，它成為一種服務倡議的工具，背後有著權力、交換及控制。怎麼做？只要說「回答Ａ冒犯了與某些人的認同、存在、尊嚴所根深柢固的現實，壓迫了某些人」即可，這個壓迫-被壓迫者的論述很難被挑戰，不覺得是壓迫的人被貼上了「無自覺的壓迫者」等標籤，但很少時候我們有餘裕去提問什麼是壓迫，什麼是來自個體層面的壓迫，又或者，這個提問本身就可以成立壓迫。

此外，當我們把「墮胎」用「終止妊娠」或是「人工引產」表達，甚至單純簡化為「Pro-Life」或「Pro-Choice」時，無關我們對這些議題的看法（但其實也關乎我們對這些議題的看法），我都感覺到語言被立場改變或創造的傷感，這份傷感在一幕幕不同的現實間流轉，重點從來都是世界，不是語言；但重點也可能是語言，如果語言即是世界。

我們也可以從上文提到的幾個例子來看語言怎麼塑造現實的。

在第一個例子中，若面對一名未出櫃的同志，你說：「如果你交女朋友可以買這個給她」，對方可能會覺得冒犯，憑什麼假定他是異性戀；或者如果你已經透過某種推論或目擊或對方主動告訴你他是同志，你說：「如果你交男朋友可以買這個給他」，此時若旁邊有第三人，對方可能會覺得你無故幫他出櫃，侵犯隱私；再或者你已經透過某種推論或目擊或對方主動告訴你他是同志，你說：「如果你有了伴，你可以買這個給他」，若旁邊有人，你看起來也很像再幫人家出櫃了（只有讓所有人在所有場合都學會用「伴」這個詞，才有辦法在說了什麼卻其實沒說什麼間進行溝通）。最後你會使用「喜歡的人」、「不錯的人」等詞彙，或是乾脆不談這個主題，因為有些人承擔你的現實指認的風險或是能力無法應付你們這個對話，當然，原因可能是「系統的」、「文化的」、「結構的」、「交織的」等。你的朋友無法托住你，反之亦然。

在第三個例子中，如果你是亞當，也許會就如此指認他為男人。但你不是，你沒有了純粹語言，你的語言再也無法反映你觀察到的現實，你只能等待另一個人把他的現實放到你面前，如君主般地命令裡：現在你可以說話了。

你於是說話了，你的現實自此被重塑了。這不是一次兩次，是有一些人深知且熟稔語言操縱現實的工具性格，語言被用於溝通時勢必承載的權力、階級、交換，他們知道破壞語言所能帶來的威力，他們也許出自善意，出自某種理想，也許這只是又一次巴別塔的陷落。

及其抵抗

破壞規則與重塑現實這件事，總是讓我想到《永別書》，「強暴者所摯愛的，是這個東西──在殘酷的權力遊戲中勝出，不是做為一個簡單的勝利者，而是即使嚴重破壞規則，也沒有被逐出遊戲的勝利者。」我沒有辦法指認這些事物間的關聯性，至少現在無法，沒有想清楚，便選擇沈默。

寫到這裡，其實我是很難過的，因為不知道如何抵抗或言說這種難過，於是有了這篇混亂的文章。在書寫的過程中，我漸漸地意識到，反抗語言的權力並不容易，尤其在那些權力也可能是他者的反抗。但我仍想在這裡紀錄我對這些事物的真實想法，這樣地去指認這個世界。

於是我又再覆誦了一次約翰福音1:1，沒有宗教背景的我，確實感覺到了風聲在耳邊，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有人說不只有風，還有光，如此那光便會到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