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什麼都懂，其實什麼都不懂」（三）

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日本駐中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藏本英明突然失蹤，日本當局堅稱藏本為中方殺害，日艦也雲集南京下關江面，形勢驟然緊張，趙敏恆忽接南京警廳偵緝隊長來電，指藏本已尋獲，惟恐交還後日方仍狡賴，希望趙記者去與藏本談話，將談話發出後，警方再將藏本交還日方。趙敏恆趕去警廳，而藏本拒絕見記者，趙敏恆急中智生，表示「我是青年會代表，特來慰問你」，藏本感激之下全盤托出自己的滿腹牢騷，原來他在中國多年，屢受排擠，不得升遷，那天晚上總領事不准他參加外交部宴會，要他去火車站看管大使的行李，他覺得人生無味，決計自殺。

當時日本外務省情報局局長天羽英二正在東京招待各國記者，此篇採訪發表後，藏本事件頓成國際笑談，天羽於席間指名罵趙敏恆並非記者，「是中國一個最毒的宣傳員」，路透社遠東總編輯考克斯正在席間，即罵天羽不能侮辱一個新聞記者，不能侮辱他的朋友，兩人幾要動武。而倫敦總社則發來賀電，恭賀趙敏恆報導成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九點半左右，趙敏恆忽然接到國府中樞某要人打來電話，問他，西安有無電報？路透社有無駐西安記者？是否有無線電台？他一一作答後，對方就掛了電話。他越想越覺離奇，立刻打電話問交通當局「西安有問題？」對方答說，「西安不知道，只知道隴海車只通到華陰，恐怕是兵變」；他再打電話給某當局「火車只通到華陰？」對方告訴他，「委員長恐怕也在西安」，於是當天上午，他發出第一個電報，「西安兵變」。

此一閃電般的消息，震動中外新聞界，他仍不斷向各方尋求內幕線索，一時傳說紛紜，未久，收到西安廣播，西安事變真相大白，而他是第一個向外界發出西安事變消息的記者。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天羽英二被派任日本駐瑞士公使，路過南京時，中國外交部設宴招待，趙敏恆亦受邀，徐叔謨次長向天羽介紹他時，天羽大吃一驚，指著他說：「原來是你！」席間兩人交談甚久，天羽說：「歡迎你去東京做路透社代表。」

七七事變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行政機關入渝，軍政部則遷往漢口，趙敏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間，任路透社漢口分社社長，對於中國軍隊作戰失利，絕不隱瞞，他堅持新聞事業對於社會國家最大的貢獻，就是報告事實，做建設性的批評，禁止消息的披露，禁止評論的刊載，就是摧殘新聞事業的基礎，阻止社會國家的前進。

趙敏恆接受的是美式新聞學訓練，基於記者的敏感，在江西目睹國共兩軍對壘苦戰情形後，試圖瞭解當時尚未公開的中國共產黨內部情形，然所得資料並不多，僅在江西收集到共產黨發行的報紙刊物，其內有很多周恩來所寫文章，因此他聽說周恩來也在漢口，遂去函請求拜訪，周覆信約定時間，孰料他如期去八路軍辦事處時，周已出門，使他掃興而歸，寫信痛責周失約；周客氣覆信告知，因臨時接蔣委員長電話有要事即須過江一談，因此失約，另約時間。他再依約前去，與周圍爐長談一小時，因周對共產黨的缺點也直言不諱，給他印象深刻。

不過，趙敏恆認為，周恩來對中共問題的分析頭頭是道，但接見外籍記者時軍事、經濟、政治無所不談，「好說話的人，容易失言」，一次酒後發揮政見得罪了某將軍，周卻歸過於記者，將責任推得乾乾淨淨，他認為周有失政治家風度，很想將談話經過原原本本登一啟事，因許多朋友勸阻，「這場筆墨官司，纔算告一段落」。

一九三九年，趙敏恆出任路透社重慶分社社長，兼任復旦大學新聞學系教授。五月三日，日機濫炸重慶下半城，街道陷入濃煙火海中，路透社左右五十碼內落彈四十枚，謝蘭郁正在房中午睡，對門五碼落一彈，幸未爆彈，不然性命難保。市民不敢在外逗留，避入防空洞，當晚下半城無水無電，街邊一排一排的死屍，每具屍體的頭後，死者家屬點一隻蠟燭，燭光搖曳，如入鬼境。五月四日中午警報，至下午四時半仍未見日機蹤影，據云警報已解除，市民紛紛返家，下午六時，趙敏恆正打算前往中央社發稿，日機突由南岸入市區，他無處可避，日機狂炸上半城，未炸下半城，他性命得保，屢搖中央社電話均不通，料中央社難保，發新聞電報恐有問題，乃自提打字機趕去中央社察看，沿途各處皆火頭，市民擁擠不堪，扶老攜幼，提衣往城外走，小孩找父母，妻子找丈夫，一片哭喊聲，人間慘狀，而中央社已全歸於燼。轉身去電報局，局中無一人，等了好久跑出一人，他捉住其要發電報，那人以為他是瘋子，打開後門，火頭直入收發室，那人便跑了。

中央社及電報局皆已不能發報，趙敏恆唯一的希望是請英國兵艦幫忙發出新聞電報，於是前往英國大使館，其時街兩旁皆大火，房屋倒至街心，那種悲慘情景，感覺個人的渺小和生死的平凡，他從火焰中穿過，已不知畏懼為何物，然英大使館也被炸，死傷滿地。英國兵艦艦長趕來，趙敏恆寫好電報，由英總領事簽字，交艦長帶回兵艦拍發，他繞道回到家時已是翌晨三點。未料，英大使館所發電報太多，他的新聞電報遲至第四天才拍給上海遠東總社，而美國記者的新聞電報當晚即由美國兵艦發至美國。路透倫敦總社因此向英國海軍部抗議，英國海軍部回覆：海軍無代發新聞電的義務，照章官電必須先發，官電未發完，不能發新聞電。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趙敏恆以路透社記者身分參加中國訪英代表團，途經開羅，在街頭偶見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商震、新生活運動委員會總幹事黃仁霖等國民政府要員，此兩位係蔣氏夫婦隨扈，他覺得非同尋常，立即從塔斯社羅果夫處瞭解到史大林與幾個蘇聯要員都不在蘇聯國內；又從路透社與美聯社瞭解到，英國首相邱吉爾、美國總統羅斯福亦皆不在國內。他便大膽推測中美英蘇四個同盟國首腦都在開羅開會，而開羅此時郵電管制，電訊發不出去，他果斷由開羅逕飛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向倫敦總社拍發開羅會議消息，路透社首先向全球廣播，比美聯社、合眾社等其他新聞機構早了十四小時，各國記者瞠乎其後，轟動全世界，趙敏恆躋身國際新聞界知名記者。

當趙敏恆返抵英國時，英國新聞同業在招待別國國王、首相、貴賓的倫敦克萊里支飯店設宴，為他舉行盛大歡迎儀式，路透社則頒發殊榮「金菸盒獎」予他，金色的菸盒上刻了趙敏恆的名字，路透社獲此殊榮者僅十餘人，此後趙敏恆榮升路透社遠東司司長，月薪高達五千英鎊。

一九四四年二月，趙敏恆將由倫敦返國，因戰時交通困難，路透社請得英政府許可，讓他搭乘英國海軍護航艦，離開倫敦去西非，再由西非經剛果、埃及、印度飛回重慶。西非途中，他進行採訪，撰寫通訊，發表於重慶《新民報》，並由該報出版《倫敦去來》新聞集，敘事詳明，揭穿英帝國殖民政策及一群殖民官的醜陋，凸顯趙敏恆並不因搭乘英軍艦返國而不恪守新聞原則，堅持寫出真實的社會現象，當年密蘇里新聞學院威廉博士的新聞理念對他影響至深。

趙敏恆在路透社發出不少蜚聲國際新聞界的獨家消息，他自己則謙遜認為，「那幾年真是多事之秋。」作了多年新聞記者後，他感慨，新聞記者處處得罪人固然不好，可是畏首畏尾處處怕得罪人，也每每妨害新聞工作，「也許我作人太不聰明，為發新聞事，得罪中外各方的人頗多，我的立場向來以新聞為主，別人卻不諒解。英方說我反英，中國人說我親英，兩頭不討好，但我的老脾氣，還是改不了，人類的進步，事業的成功，必定要有傻子，世界現在並不缺少聰明人，所缺少的還是傻子。」

反思總結十五年新聞工作

時任國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中宣部新聞事業處處長馬星野、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英文編撰科科長沈劍虹，與任職路透社的趙敏恆皆畢業自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彼此在新聞業務上往來密切。

董顯光為接待前來中國採訪抗戰的外國記者，特在戰時陪都重慶設立招待所「重慶外國記者之家」；趙敏恆於路透社工作十五年之際，完成半自傳《採訪十五年》，馬星野為其作序；沈劍虹在其回憶錄《半生憂患》中對趙敏恆不吝稱讚：「抗戰時期在重慶替外國通訊社工作的中國人，論學問資歷寫作能力，首屈一指的當然要算是路透社的趙敏恆。」

趙敏恆在《採訪十五年》中述及寫作動機：「替新聞戰線寫這篇文章的動機，絕對不是自我宣傳，更沒有與他人爭名利，爭地位的野心。」他坦承自己動機很單純，「就是希望：把我從工作得來一點經驗，貢獻於未來的記者們，我的錯誤，他們可以設法避免，我想到的幾個問題，提出來請求同業們予以研究。」最後，他在文末寄望未來記者們：「（一）新聞記者為終身職業。（二）永遠不脫離採訪工作和生活。（三）愛護新聞事業。愛護新聞記者的地位。（四）愛護同業砥礪共進！」

他在此書中總結了他在路透社十五年間的新聞經驗，並對一些新聞界的現象和問題作出反思與質疑，在在顯示趙敏恆熱愛新聞職業，希望中國的新聞事業能夠發展壯大。

他很坦白的說道，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三年末，由南京、漢口到重慶，十二年擔任路透分社社長，為處理分社的事務，他的正常新聞採訪工作受了很嚴重的影響，因此他覺得路透社派某地成功記者做該地分社主任，或者調任總社總經理的類似升官制度，不是提拔人才，而是摧毀人才，應有調整的必要。他認為，不應以主任、總經理等冠銜獎勵人才，而應施以精神上的慰勉、增高待遇，一個好外勤記者，應當一生做外勤記者，好編輯應當一生只幹編輯，不要叫好的新聞記者去核銷報賬、買報紙、訂廣告合同，不應當增其事務上的負擔，使其減少跑新聞的時間和精力，那樣會毀掉好的新聞記者；同時，做新聞記者的也不應當爭權奪利。

他在書中反思重慶當局新聞檢查的問題，當時英國邱吉爾和美國羅斯福，均與新聞記者幾乎有晝夜不離，相依為命的情形，凡重要會議，必有新聞記者在場，除了不能參加秘密會議，記者們時常可以和元首們接談。羅斯福視察美國全國作戰生產情況時，總統專車上有美聯社、合眾社、國際社、路透社四位記者；邱吉爾首相訪美，兵艦上也有路透社記者隨行；英美在各戰區作戰部隊，均有戰地記者，而戰地記者受軍人同等待遇，得有交通衣食住種種便利；戰區司令長官每星期必接見戰地記者兩次，詳談戰爭最近形勢，有時還說明將來作戰計劃，使記者們十分明瞭該戰場情況。反觀國府，南京時期曾不重視新聞發佈，到了重慶時期卻對新聞檢查之嚴，所有新聞，必先由中央社發佈後，才能由外國記者依照中央社稿向外界發佈英文稿，外國新聞機構對此頗抗拒，認為破壞了新聞自由，而國府同時也未能充分利用新聞記者作最有利的國內外宣傳，重要會議沒有新聞記者在場；想要見官長，比登天還難；抗戰已近七年，新聞記者卻到處吃閉門羹；新聞的來源，到處都封鎖；打開每天報紙，一律全是官方公佈消息，沒有一點生氣，沒有一點精彩。趙敏恆感嘆，報紙等於政府公報，新聞記者等於抄寫員。

其時，在政治部任廳長的郭沫若以善講演聞名，參加新聞會議時，郭對著記者握拳高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末日到了！日本軍閥的崩潰就在眼前了！」趙敏恆認為，這種作風是「抗戰八股」，不是新聞，新聞記者是最冷酷的觀察人，是採訪正確消息的。

趙敏恆還敏銳發現，一般記者沒有對於被訪者所談問題作充分研究，只是片面的聽被訪者說話，不能領會被訪者所述之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而被訪者也覺對牛彈琴，他認為這是記者工作的重大錯誤，這樣的採訪是白費力氣。

當時新聞寫作方式尚未脫離中古時代敘事的老方法，從頭至尾，按事情發生的先後直寫下去，例如，先述某人居何地，曾任何職，平日生活及家庭狀況，再寫其前後經過，讀者必得從頭慢慢看到尾，看到最後一段，原來某人已自殺。趙敏恆建議，現代新聞寫作應採用倒寫方式，把最後的消息，最精彩的一段，寫在最前面，後面再補述過去的經過，這樣既可引起讀者注意，也能節省讀者時間，看頭一句，就提起興趣，不必等全篇看完就知道新聞是怎樣一回事。他還強調，國內記者應當開始訓練倒寫方式寫新聞，「在很短時期內，我國報紙版面，一定可以比以前更為生動。」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