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牛哥!話說從1949年,中央政府撤退來臺,國民黨跟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到底誰是中流砥柱」這個問題上面,兩邊是吵得不可開交。
過去國民黨在臺灣聲稱,抗戰由我們蔣委員長領導,共產黨「游而不擊」,中共則在大陸聲稱,抗戰是由毛澤東領導的,指控國民黨「勾結敵偽」。直到2005年,連爺爺戰哥訪問大陸,兩黨關係緩和以後,中共改變了過往的基調,把抗日戰爭形容為一場,國共合作抵抗侵略者的聖戰。
不過在民進黨政府執政以後,到底有沒有抗日這件事情,對於他們而言,好像也不是這麼重要了,因為他們的統治基礎,不來自有沒有打過抗戰。於是中共看到這個機會,又開始把抗戰的中流砥柱這件事,往自己身上給攬了。
但問題來了,兩方因為西安事變,張學良逼迫蔣委員長,要求兩黨共同抗日才 對。怎麼會出現這種,兩方互相指責對方,你有沒有認真抗日的爭論呢?
今天阿牛哥就來聊一聊,國共在抗日的這段期間,到底是我們是同心共濟,還是同床異夢吧!
關於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裡面,是不是有合作這個問題,阿牛哥在這邊先說一下答案,那就是有,但主要集中在抗戰初期的前四年。不過雙方對於「合作」的看法,只能說是略有不同。對國民黨來說在此之前,他們已經讓共產黨,四處敗退、難以招架了,最後只好逃亡。所以國民黨認為,共產黨是向南京國民政府「臣服」,並且接受國民政府的管轄。因此共產黨的軍隊—也就是工農紅軍,被重新編為國民革命軍的,第八路軍跟新四軍。
但對共產黨來說,他們並不認為這是「臣服」,而是兩黨之間的聯合抗日,並沒有「誰聽誰的」。他們強調這是一場,攜手對抗日本的合作關係,認為自己跟國民黨的地位是對等的。尤其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共產黨更難以接受,自己曾經受過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導。
因此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國共兩黨平等合作的結果,而不是你們共產黨,服從國民政府領導的關係。中共還以「正面戰場」,是由國民黨來負責,「敵後戰場」是由共產黨負責,來區分抗日的不同戰線,表明當時存在兩個抗日中心。
儘管雙方有不少的矛盾,但是在戰場上的國共,還是有過一些合作的實際行動。像是共產黨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曾經接受國民黨將領,閻錫山的指揮,參與了山西地區的抗日戰鬥。朱德當時不只是共產黨的軍事首領,也是國民革命軍的上將,這說明國共合作,是在國民政府的統轄下進行的。雖然作戰次數少的可憐(彩條)
朱德所領導的東路軍,並非參加毛澤東指揮的「敵後抗戰」,而是支援閻錫山在山西的戰場上,正面抵抗日軍。從這個角度來看,用「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來劃分抗日戰爭的戰線,是存在偏差的。
另外一個國共合作的例子,發生在華北地區的「冀東大暴動」。在這場暴動裡面,戴笠領導的軍統局,為了配合八路軍,特別設立了第七路軍,還有第九路軍共同行動。共產黨打著紅旗,國民黨打著藍旗,聯手向日軍跟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滿洲國的軍警發動進攻。國共雙方兵力共計10萬人,是國共合作抗日的典範案例之一。
不過這邊還是又要,再打一次中共的臉了,因為這次的「冀東大暴動」,其實算是敵後抗戰,雖然以中共扮演要角,但仍然是在我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領導框架之下,所以中共的兩個抗日中心理論,也就不攻自破了。不過為什麼說國共合作,只存在前四年而已呢?
無論是郭寄嶠跟朱德,在山西戰場上的合作,還是軍統局跟八路軍,在「冀東大暴動」中的聯合行動,這些合作都是基於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擁護立場。同時蘇聯是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唯一支持中華民國的強權,蔣委員長也認識到,利用共產黨的力量來對抗日本,其實是必須要做的選擇。
在抗戰初期,蔣委員長的核心部隊,在日軍的猛攻之下難以喘息,因此跟共產黨的合作,對他來說有其必要性。然而1941年3月,蘇聯跟日本簽訂,《日蘇互不侵犯條約》,讓國共關係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條約裡面雙方承認了,彼此控制的滿洲國,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這為共產黨的擴張,提供了有利條件。
同年的珍珠港事件讓美國參戰,改變了太平洋戰爭的局勢。對蔣介石跟毛澤東來說,美國參戰讓日本的失敗,變得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了。既然日本遲早會敗北,蔣介石就開始準備內戰,預防共產黨壯大以後,對國民政府的挑戰。
《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讓共產黨有機會,可以在日軍後方擴張影響力,這意味著中共可以在戰後,阻止國民政府重返淪陷區掌控局面。中共的目標是建立自己的政權,不再效忠於國民政府。因此早在日本投降以前,國共之間的內戰,實質上就已經開始了。
對國共兩黨來說,政黨的「生存」比抗日更加重要。早期攜手抗日是為了保命,而後來的衝突,也是為了爭奪生存空間。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是英美盟國承認的唯一合法政府,肩負維持同盟國陣營團結的責任。他不只沒辦法跟日本單方面停戰,還必須派部隊前往印緬戰場,支持盟軍抗擊日軍。
所以在日本投降以前,蔣介石基本不可能,直接對抗在延安的中共,而是採取「間接路線」,來壓制中共的擴張。但相對於綁手綁腳的合法政權,共產黨就沒這麼多顧忌,可以大肆發展自己。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在抗戰後期,國共之間的攻防戰吧!
近代史有學好的都知道,在抗戰後期,日本無所不用其極的,不斷在日軍勢力的範圍裡面,扶植一個個魁儡政權,像是汪精衛政權、或是溥儀的滿州國,這都是挺好的例子。所以在日後,國共之間掀起了一個論戰,到底誰跟這些偽政權,又或是誰跟日軍比較好?
其實就雙方的角度而言,在美國參戰以後,日本投降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所以誰在這段時間能夠,利用日本來對付自己的政敵,反而是另外一個戰場。既然日本都要戰敗了,以保衛政權為目的的國民黨,和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共產黨,又怎麼能不為戰後打算呢?
重慶的國民政府,跟南京汪精衛政權,雖然一方抗日、一方親日,但蔣介石跟汪精衛都自認為,自己是孫中山的繼承人,並信奉三民主義。不同之處只是在於,蔣介石選擇跟美英結盟,而汪精衛選擇跟日德合作,兩人的目標都是希望中國,能在不受蘇聯干涉的情況下,走向現代化。所以蔣委員長這時候就想到,為了不久以後的將來,為什麼不利用這個「偽政權」的力量,來好好的壓制共產黨呢?
所以在避免蘇聯,以及共產勢力擴張上,蔣介石跟汪精衛,以及南京國民政府的陳公博、周佛海等人達成高度共識。不過蔣介石在軸心國還沒被擊敗,或盟軍正式宣布戰爭結束以前,沒辦法把嫡系部隊跟美援武器,投入壓制共產黨的戰爭,所以他默許一些非嫡系的將領,像是孫良誠、吳化文、孫殿英等等,加入了汪精衛政權,以和平建國軍的名義,協助日軍打擊中共。
此外國民黨的游擊隊,在河南、山東、蘇北等地活動,有時在沒有改編進,汪精衛政權的情況之下,參與日軍跟和平建國軍的反共行動。最具爭議的是忠義救國軍,這個軍隊是由軍統局指揮,時常跟日軍聯手進攻中共的新四軍。所以在中共的抗戰愛國劇裡面,經常會看到忠義救國軍,被描繪成比日軍還要邪惡的反派、以及漢奸的形象。
研究民國史的作家,張殿興的《汪偽特工總部“76號”內幕》,這本書裡面有提到,軍統局的特工唐生明,是如何把從重慶,蒐集到的新四軍情報,提供給日軍跟汪精衛政權,並利用日軍跟和平建國軍,清剿江浙地區的中共根據地。唐哥也會把日軍,或汪政權蒐集到的情報,轉交給軍統局。
在這些行動裡面,忠義救國軍負責襲擊,被日軍或和平建國軍擊潰的新四軍。所以也難怪中共會覺得,日軍早就跟國民黨沆瀣一氣了。說完了國民黨跟魁儡政權、還有日軍的合作,這邊再來講一下,共產黨跟日本的合作。
抗戰期間不是只有國民黨,會利用魁儡政權而已,共產黨也從生存的角度出發,進行了更大程度的利用,更甚至是直接加入日軍。當然這種手段,也不是他們自己想到的,而是師承蘇聯老大哥,來自共產國際內部的聯繫。
在抗戰爆發以前,中國共產黨跟日本共產黨,同屬共產國際的一部分,共產主義思想,也是經由日本傳入中國的,這使得中共跟日本之間,有了某種特殊的關係。在抗戰爆發以後,尤其是太平洋戰爭之後,許多信仰左翼思想的日本人,甚至是前共產黨員,開始被日本政府給吸收,目的在於團結中國等,東亞地區的力量,共同對抗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這使得中共在日本本土,立足點比國民黨還要更穩固。
當然中共在日軍裡面,也有特工潛伏著,像是共產國際的情報網,是由佐爾格所領導,其中一名關鍵人物中西功,後來被調到滿洲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表面上是幫日軍蒐集中共的情報,其實是幫中共提供日軍的情報。中西功還跟中共特工,潘漢年合作,努力把日軍「清鄉掃蕩」的目標,轉移到國軍身上,避免中共受到重大打擊。
中共的這種合作,不只限於日籍的共產黨人,還涉及日軍跟汪精衛政權,內部的某些勢力。像是汪精衛政權的特務機關,76號首腦李士群,他曾經是中共黨員,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抱有非常強烈的仇恨,跟中共合作鎮壓「重慶份子」,算是順理成章的結果。潘漢年甚至曾經跟汪精衛本人會面,雖然汪哥的目標是收編中共,而不是完全跟他合作,但中共跟汪精衛政權裡面的某些勢力,還是保持著一定的聯繫。
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共指控國民黨「勾結敵偽」的同時,自身也跟敵偽勢力密切合作。日軍在中國戰場上,以國軍為主要目標,對中共的打擊力度有限,中共也因此能夠,相對輕鬆地發展根據地。
甚至中共還派出特工,直接滲透到日軍內部,利用日軍來剷除國民黨。八路軍的特工郭善堂,在日軍憲兵隊的身份是「日本特務」,他不只幫助日軍蒐集情報,還利用這個身份,消除對共產黨的潛在威脅,打擊國民黨的游擊隊。
所以在抗戰後期,國共都「利用敵偽」,來達到自己的戰略目標,但中共卻更隱蔽且靈活,能跟日本的不同勢力保持合作,甚至滲透到敵人內部,這讓他們在抗日戰爭裡面,能夠保存實力並逐步壯大。所以放到今天,到底誰是漢奸呢?只能說兩邊好像都(彩條)
前面有提到,蔣委員長當時,至少不能明目張膽的,拿著盟軍給的裝備,去壓制中共的發展,因為這樣不但師出無名,更可能引起一樣是盟軍的蘇聯不滿。所以中共在抗戰期間,透過「壯大自己」的方針,到1945年4月,抗戰結束的前夕,已經控制了陝西、河南、河北、山東、山西、江蘇北部等省的大片農村,統治多達9500餘萬的人口,占了全中國的1/5。
投降前的東北日佔區,蘇聯也趁這個機會大舉接收,中共迅速派兵出關會合,從蘇聯手中取得大批,繳獲從日軍來的裝備裡應外合。讓共產黨在短短幾年之間,從弱勢變成強勢。即便國共雙方在1945年,簽署了「雙十協定」,看似和平的對話,卻難以遏制戰爭的爆發。
中共成功的背後,既有國民黨內外交迫的局勢,也有中共掌握社會情勢的能力。中共高呼的「土地改革」,以及「要和平、不要內戰」這類的口號,順應了中國社會的厭戰情緒,並成功贏得了農民、學生、知識分子,以及部分國軍官兵的支持。反觀國民黨因為經濟處置失當,人民生活困苦,而民心逐漸流失。
這場「兵敗如山倒」的過程,不僅限於軍事上的失利,國民黨在政治上,也逐漸喪失了影響力。一旦國民黨失去了,足夠的政治跟軍事資源,中共的策略自然會轉向,要求國民黨「歸順」,而不是以平等態度來進行談判。
這樣的歷史鏡頭,讓人聯想到1937年,國民黨要共產黨歸順的局面。如果現在的國民黨,失去了對中華民國法統的堅持,是不是能像當年的共產黨一樣,保持他的實質獨立性呢?這個問題當然值得我們深思。當年共產黨的成功,部分來自他在弱勢的時候,靈活應變跟持續追求,實質控制權的能力,而國民黨是不是也能,在當今複雜的政治環境裡面,維持同樣的堅持呢?畢竟我不是國民黨員,就算是也幫不上忙(彩條)
現代的「臺灣問題」,讓國民黨的處境更為複雜,特別是在中共,已經掌握強大實力的情況下,任何談判都可能沒辦法,給國民黨什麼特殊的待遇。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民黨能不能在中華民國,保持他政治的獨立性,並探索出一條新的生存之道,還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歷史考驗。最後我們來聊聊,抗日戰爭帶給我們什麼吧!
前面有提到,早在美國決定參戰的那一刻,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基本上就是垃圾時間了,那以保衛政權,為目的的國民黨,跟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共產黨,又怎麼能不為戰後做打算?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定一點,絕大多數的中國軍人,無論國共雙方,其實他們都是愛國的,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也確實為了中國的獨立和尊嚴,跟日軍浴血奮戰到了最後一刻。但是所有戰爭都一樣,除了有光明的一面以外,還有許多自私自利的黑暗面,但是這些高層們,卻不會告訴他們真相。
國共兩黨為了「生存」,為了確保政權的延續,都選擇跟日本合作,來打擊自己的政敵。國共兩黨在抗戰初期的合作,確實是有其基礎的,但這種合作是相當脆弱,而且充滿條件性的。它建立在共產黨「歸順」國民政府,願意捍衛中華民國的框架之下,參與共同抗日的前提之上。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國共進行第二次合作,共同對抗日本的侵略。
一旦這個合作的基礎,也就是中共願意捍衛中華民國體制,開始產生動搖的話,那國共之間的矛盾,也就會迅速惡化。在抗戰的後期,隨著日本戰敗的形勢逐漸明朗,國共之間的合作走向瓦解。雙方開始在解放區的控制權、軍事擴張以及政治的話語權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
當這種合作基礎崩解,國共兩黨立馬回到敵對狀態,導致了後來的全面內戰。儘管雙方還是在口頭上呼籲合作,但實質上,都在為自身的利益,爭取最大化的優勢。在沒辦法立即爆發,大規模戰爭的情況之下,雙方採取各種策略進行對抗,不惜勾結明面上最大的「敵人」,日本來消滅對方。
所以當現在中共不斷的在喊著,兩岸一家親、大家都是中華民族的時候,或許我們可以想想,如果「民族情感」真的那麼重要,那共產黨又怎麼會,在1935年被趕到延安呢?國民黨又怎麼會在1949年,撤退到目前的臺灣呢?嗯!再講下去就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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