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因婦科疾病緊急送往急診室的我,出院後馬上觀看了《黑箱日記》,心中湧現無法言喻的複雜情緒。我將自身的脆弱投射到電影之中,驀然發現自己的感受竟與伊藤詩織產生了某種深層的共鳴。亞洲女性對於自己的身體,似乎習慣將聲音壓縮到微不可聞,任憑他人的評價輕易蓋過我們的想法。而我們的身體,無論外在或內在,都如此珍貴且敏感,稍一觸碰便容易受傷。意識到這點的同時,我也看到有多少人試圖利用這份柔軟與脆弱,肆意摧毀我們,那種無力與悲憤令人窒息。
自2017年 #MeToo 運動發酵以來,全球已有無數受害者勇敢發聲。然而時至今日,權力仍牢牢掌握在某些人與制度手中。難以置信的是,2023年的日本——這個號稱「先進」的國家——竟才將合意性交年齡從13歲提高至16歲。儘管「強制性交罪」更名為「不同意性交罪」,並新增條款,受害者卻仍被要求證明自己「是否積極抵抗」,提告之路更加艱難。這樣的法律非但無法保護受害者,還讓她們在自證過程中飽受二次傷害。試想,在如此壓迫的環境下,伊藤詩織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將自己的經歷公諸於世,並與體制對抗?
幾年前,我讀到上野千鶴子與鈴木涼美的書信集《始於極限》,意識到日本女性主義運動早已萌芽,但社會背後的權力結構與產業鏈條卻深不可測,至今難以撼動。這也解釋了為何日本社會能同時容納女性主義社會學家與AV女優,兩者看似對立,卻同樣反映出女性被架構化的困境。而近年日本影視作品也開始調整——綜藝節目轉向取悅女性,夜間搞笑節目變成帥哥烹飪秀,甚至東京影展也增設了「女性賦權」單元,試圖突顯女性的視角與貢獻。
然而,這些進步只是表面的妝點,底層的父權價值觀依舊根深蒂固。例如《極度不妥》用輕鬆喜劇的歌舞形式,試圖讓昭和年代的長輩理解現代女性的訴求,但刻意迴避了受害者的痛苦,彷彿對話的代價只能由女性妥協。而榮獲東京大賞的《生之敵》,雖引人深思,卻依舊將焦點放在男性精英的形象之上,甚至透過悲情筆觸強調「現代觀念壓抑了男性的欲望」,卻對女性在體制下的掙扎隻字未提。男性的壓抑固然值得關注,但女性被剝奪的聲音同樣重要,卻依然被刻意忽略。
正因如此,《黑箱日記》這部最具代表日本女性聲音的作品,卻未能進入東京影展「女性賦權」單元,也未獲日本片商青睞。我不禁感到寒心:究竟是什麼樣的勢力,讓如此珍貴的作品被迫隱身?不禁得出結論:日本社會,依然以保護男性為優先,巧妙地鞏固著父權體制,掩蓋著過去與現在的錯誤。
這一切讓我明白,為何在日工作的朋友會提醒其他女性「要有心理準備」。日本社會的進步與扭曲並存,而女性,往往被迫以第三者的視角回看自身的創傷,才能夠撫平傷口,並為自己討回公道。伊藤詩織正是如此,她笑著說「不要因為受害者的身份而害羞、躲藏」,但我們也看到她不得不以完美的受害者、堅強的女性、專業的記者等多重形象示人,才能說出真相。這份堅強令人敬佩,但背後的疲憊與孤獨,又有誰能理解?
我衷心希望,有一天《黑箱日記》能在日本上映。這部電影不僅是伊藤詩織的勇敢見證,更超越個人,對整個社會的結構提出了挑戰。伊藤詩織的勇敢提醒了我們,坦然面對傷痛並非軟弱,而是抵抗壓迫、追求正義的力量象徵。她的存在,是日本女性抗爭史中不可忽視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