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樣,常常看到網路上或嘲笑、或痛罵台灣媒體?
台灣媒體到底發生什麼事?為何這麼招罵?
為避免誤會,先定義本文中的「媒體信任」係指對整體媒體風氣信任與否,個人偏信一、兩家新聞平台者不在此論。
台灣的新聞媒體在很長一段時間受到政府箝制或利用。在日治時期的第一階段(1920以前),媒體大多出自官方。即便後來林獻堂等人創辦的《台灣民報》在多年斡旋後,於 1932 年終於得以發行,卻在皇民化運動時期被迫配合總督府政策,漢文欄被「國語實習新聞」取代,後又被強制改名為《興南新聞》並協助政府募捐。最後,台灣六家報紙被迫合併。
中華民國的《出版法》自1930 年頒布,及至 1999 年才廢除。在這期間,新聞產業的由政府不同部門主導傳播產業。
1990 年代,民間發起「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逐漸將台灣新聞從特定黨派的控制中解凍。
透過政府掌控媒體的歷史,你是否看到媒體對於社會的重要性呢?媒體作為人人都可以獲得的資訊來源,可以提供公共議題,讓你知道現在社會發生什麼問題;也能監督政府,知道政府有哪些德政或是腐敗之處。
政府近期有哪些新的施政或法令?你會不會受到影響?你該怎麼應對?
即使跳脫政治,新聞資訊對民生日常也發揮不小的作用。天災來臨前,告訴你如何預防災害;災難結束後,檢討哪些措施不當,導致生命財產損失......這些大多透過媒體傳播給你。
又比如,台灣媒體常常報導各地車禍事件,才讓你我漸漸意識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這也是媒體發揮影響力的重要成果。
因為過去在戒嚴時期,內容受到管制,解嚴後有了「報復性」的蓬勃發展,百家爭鳴,卻讓一個小小的台灣,媒體市場過度飽和,導致競爭激烈。
尤其在《壹傳媒》進入台灣之後一改台灣媒體保守謹慎的風格,大肆爆料公共人物的八卦,滿足人們潛藏的偷窺癖,本土媒體打不過就加入,逐漸形成誇大和腥羶色的風氣。
此外,多家媒體經常報導相似內容。在疫情以前,甚至很難見到國際新聞。
台灣的新聞自由在無國界記者每年提出的《新聞自由報告》中,一直都是中上的排名。後者評價台灣媒體環境,認為過度兩極化與商業化使記者腹背受敵。
政大傳播系羅世宏教授指出,兩極化使新聞工作者兩面不討好。同一篇新聞報導,一方覺得新聞的批評不夠嚴厲,一方覺得針對特定人或事帶有偏見,雙方都覺得新聞站在另一面而失去讀者信任。
台大新聞所教授林麗雲認為,兩極化使許多媒體僅能取得某一族群信任,但信任度較高的媒體則沒有這個趨勢。從以下數據我也發現,信任度前三名的媒體——天下雜誌、商業周刊以及經濟日報——都比較少報導政治議題。也許他們的內容不易受兩極化影響才是因,信任排名上升是果。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政治意見,若我們對於不同想法的媒體指著鼻子罵,媒體還會想做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報導嗎?何不做一些輕鬆歡樂的內容,觀眾愛看有流量、還不會被唾棄,豈不皆大歡喜?
對於傳統紙媒來說,刊載其上的廣告是非常重要的收入來源,媒體只要有穩定的讀者,就有源源不斷的廣告收入。廣告為新聞買單,讀者只要少少的錢就可以獲得內容。
這種穩定的三角關係,被來勢洶洶的科技狠狠打破。網路平台成了廣告和新聞的必爭之地。廣告主從新聞的買家變成競爭對手,並對科技平台投懷送抱,新聞只能轉向讀者。
過去新聞獨佔廣告利潤,如今搜尋引擎、網路伺服器和社群平台搜刮絕大部分廣告收入,還得和其他內容產製者搶奪殘羹冷炙。記者也不再像過去那般專注於新聞內容,須和科技公司鬥智,適應新平台新的傳播形式,今天流行文字配圖,明天影片是寵兒,後天聲音大行其道......不僅遊戲規則,科技巨頭還時不時改變評分標準(演算法),讓內容產製者防不勝防。
2020年4月,澳洲政府首次起草《新聞媒體議價法令》(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加拿大也在2023年6月22日也通過《線上新聞法》(Online News Act),卻遭科技平台報復,突顯出如今科技巨頭獨大,連國家政府都得對其禮讓三分。
數位時代固然使新聞面臨挑戰,但還是要提醒媒體產業一句:新聞是為人提供公共議題,不是迎合科技公司的丑角。
以上三個台灣新聞自由的韁繩,先後讓台灣媒體遭到政府控制,解禁後還在渾沌之中尋找方向,視資本主義為指路燈塔,卻淪為科技公司的佃農。
但總歸一句,新聞是為人產製的,我們回饋什麼,新聞便產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