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默生的臉凍結在牆上，像是數位中風般，他的嘴停在話語未說完的瞬間。在一陣尷尬的技術性停頓後，皮爾森清了清嗓子。「好嘛，趁到我們處理這點兒技術問題的空檔，不如請現任系主任安娜．萬德博士來說兩句嘛？」
萬德站了起來，銀白的頭髮在禮堂的燈光下閃閃發亮。「四十年前，」她開口道，「我還是一個大一新生，參加了一個……相當特別的學生組織。」她的嘴角微微上揚。「我們自稱為『午夜墨水社：巫時的散文與詩歌傳遞者』。相當自命不凡，是不是？」
她停頓片刻，像是在掂量什麼。「當時是薇琪擔任我們的協調員。她把今天的主賓帶入了我們這個小圈子的夢想家。他很快就自願成為我們文學期刊的編輯……」我又回到了那裡，文學大樓那霉味濃厚的地下室裡，和薇琪爭論著我們並不存在的刊物。
「每週出版的報紙格式更有意義，」薇琪堅持道，她的月亮吊墜隨著手勢搖晃。「這樣可以保持動力，持續激發熱情。詩歌應該是即時的，原始的，像新聞一樣。」
「但實物的品質也很重要，」我反駁著，雙手攤開在我設計的樣刊上。「每月出刊，正規裝訂，用上好的紙張。這是要讓人珍藏的東西。」
「這只是你父親的商業頭腦在作祟，」她打趣道。「總是想到製作價值和利潤。」
「這是對作品的尊重，」我反駁道。「你用紙杯喝超貴的葡萄酒嗎？」
「那你會願意等上一個月才拿到新聞嗎？」
四十年後的今天，我不得不抑制住苦澀的笑聲。如此激烈的辯論，卻是為了一本從未問世的刊物。我們收集了數十份手稿，寫下認真而幼稚的編輯批註，設計排版，規劃封面——卻從未印刷出一本。午夜墨水社，結果真如它那戲劇化的名字所暗示的，只是一群夢想家在黑暗中的聚會。
年輕的安娜．萬德在那學期遞交了一篇鬼故事。我還記得她，緊握著手稿，眼中閃爍著年輕作家特有的熱情。她的故事描述了一位因過勞而猝逝的上班族，即使死亡後仍繼續每天的例行公事，卻完全沒有察覺自己已經離世，因為「他從未真正活過」。直到一個月後，他才意識到自己早已死於心臟病、成為同事們無法察覺的幽靈。以大一新生的水準來說，這個故事的構思已經算是相當不錯了。
但是我記得自己在地下室裡講得頭頭是道，彷彿是某個廉價的文學神諭：「形而上的意涵需要更多的具體細節來支撐。」（我自己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主人公的存在危機缺乏足夠的伏筆。」（這是不是只是學著愛默生的口氣？）「考慮一下螢光燈的象徵意涵。」（這大概是純粹的廢話。）
回想起來，我難以分辨哪些評論是真誠的洞見，哪些只是源於權力的快感——那種作為研究生、編輯、文學評審時油然而生的權威感。這些年輕作家是真的因我的意見受益，還是我只是在扮演一個權威的角色？而這兩者之間，究竟存在任何本質的區別嗎？
「他的批評救了我，讓我免於貧困，」萬德輕笑著，理了理她實用的西裝外套。「想像一下，如果不是現在的我，也許我會住在布魯克林一間狹小的單間公寓裡，靠著泡麵和退稿信過活，對自己說『至少我在追尋夢想』，而看著我的MFA同學成為成功的房地產經紀人。相反地，我現在有終身教職、健康保險和退休金。」觀眾笑了。
我看著萬德那實用的短髮造型和百貨公司買的西裝外套，忍不住想像著一個平行世界：在那裡，她完全忽略了我那些自以為是的建議。或許此刻的她正站在巴諾書店簽名會上，她的作者照片印在書封上，展現出一個不那麼……疲憊的形象。那是一個生命並未被無休止的教職會議和委員會任務分割得支離破碎的人；一個每天不只是穿梭於停車場和辦公室之間的人。她會寫真正的鬼魂，而不是應付那些盤踞在學術委員會中的官僚幽靈。但話又說回來，我又有什麼資格評判呢？至少她不必像我一樣，坐在這裡聽人挖掘自己那些早已塵封的失敗。
那段記憶像午夜錯撥的電話般擊中我——湯姆的電話，四十年前。2019年情人節前夕。我研究生宿舍裡的電話像鬧鐘般響起。
「嘿，哥，」我弟弟的聲音在話筒裡嘶嘶作響。「需要你的專業指導。」
「湯姆？現在已經十一點半了。」
「那又怎樣？你大概只是在讀什麼死老頭的日記吧。」我可以聽到工程實驗室在背景中的嗡嗡聲。湯姆，實際的那位兄弟，總是工作到很晚。「聽我講啦，我需要一首十四行詩。」
「什麼？」
「十四行詩啦！你知道的，就是十四行的情詩啊！要給艾瑪。她就愛這種浪漫的東西啦。」
「我不寫詩，湯姆。」
「淦！你不是學這個的嗎？」
「文學批評和創意寫作是完全不同的領域，」我聽見自己說，學著愛默生的冷峻語氣。「學術分析詩歌文本的框架，並不一定適用於——」
「啥潲？」湯姆打斷了我。「你什麼時候變成這種糟老頭了？這就是為什麼你需要個女朋友。你開始聽起來就像那些你總是抱怨的龜毛教授了。」
還沒來得及抗議，他就掛了電話。話筒中的忙音像是一個指責的希臘合唱團，在我耳邊回響。
苦澀的老頭。我當時才二十四歲。
電話靜靜地放在座機上，它的米色塑料殼彷彿帶著某種指責意味。我的書桌上，一份關於《茵尼斯自由湖島》的回應文章需要完成。旁邊是薇琪最新投稿到我們那虛無的刊物的文章，她的字跡如同黑暗中的水流般流動。還有，就靠在我的閱讀燈旁，她在我們上次編輯會議後留下的月亮吊墜，她說她家裡還有一個備用。
我拿起吊墜，看著它在燈光下閃閃發光。也許湯姆說得對。也許我正成為我發誓不會成為的那種人。但選擇是什麼？寫情詩？追隨那些午夜墨水社中的年輕夢想家？最終變成像我們父親那樣，凡事都以產值來衡量？
吊墜在我手中輕輕擺動，月光的影子映射在葉慈那座孤獨的湖島上。二十四歲的我，仿佛被困在兩個世界之間——對詩歌來說過於憤世嫉俗，對純粹學術而言又顯得過於浪漫；既自負到不願承認自己迷失於其中，又無法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屬。
月亮吊墜在我手中顯得沉重。湯姆的話迴響在腦海：糟老頭。我看了一眼時鐘——11:45。對薇琪來說還不算太晚，我知道她寫作時常常熬夜。
我還沒來得及多想，手指已經撥通了她的號碼。
「我正打算給你打電話呢，」她在第二聲鈴響時接起了電話。我的心跳忽然一陣蠢動。
「真的？」我試圖保持冷靜的聲音，甚至帶著些學術味道。
「嗯。安娜告訴我你對她的故事說了什麼。」她的語氣帶著那種失望中夾雜耐心的意味。「我覺得你對她不太公平。」
「我只是提供建設性的評論——」
「技術上的反饋，是嗎？全是形式，沒有感情。你什麼時候變成這麼一個……這麼一個學術分子？」
那個詞聽起來像是控訴。「那篇故事確實需要改進，薇琪。節奏不夠均勻，象徵手法也太過明顯——」
「象徵手法是真實的，」她打斷道。「這才是最重要的。文學並不是遵循規則或符合標準，而是關於真相，關於心靈。你什麼時候忘了這點？」
我知道她是對的。我知道在我能辨識好詩的那個地方，在能感受到華茲華斯凝望月亮時的那份真相的地方。但愛默生的聲音在我腦中回響，嘲笑這種感性「胡言亂語」。「文學品質需要客觀標準——」
「藝術根本沒有客觀標準，」她輕聲說。「這正是它之所以為藝術的原因。」
我們沉默著，電話線中傳來嗡嗡的聲音，彷彿在我們之間築起一道障礙。
「不管怎樣，」她最後說，語氣勉強輕鬆起來，「你想談什麼？」
情人節邀約在我喉嚨裡卡住了。「哦，只是……想提醒你明天的編輯會議。還有把你的吊墜還給你。你把它留在這裡了。」
「暫時留著吧，」她說。「看來你可能需要一些月光。」
掛掉電話後，我盯著吊墜，看著它像鐘擺般在我將成為的東西和我即將放棄的東西之間搖擺不定。月光透過窗戶灑進來，投射在我堆疊的未批改的文件上，形成奇異的影子——那些影子看起來幾乎像牢籠的欄杆。
薇琪的椅子在編輯會議上空著，那空缺比她在場更顯眼。我們討論著無意義的事——字體選擇，欄寬，為一份從未出版的刊物設定的投稿指南。她的缺席像是一口氣被憋住，像是錯音之後的沉默。
會議結束後，我在走廊裡徘徊，假裝在看佈告欄上那些褪色的通知。聲音從拐角處傳來。
「哥們，你該看看德安得烈．威金斯今天那個樣子，」卡爾的聲音在冷清的走廊中回蕩。「我們的候補小前鋒，對吧？步伐優雅得像絲綢一樣，滑進學生會裡邀請薇琪去市場街上那家新開的義大利餐廳共進晚餐。」
「等等，」藍尼插話道。「我還以為她跟那個誰……博士生編輯？不是有一點意思嗎？」
「不是吧？也許吧？但她答應了德安得烈。你應該看看他有多高興，像是剛投進致勝球一樣。」
我背靠著冰冷的牆，試圖說服自己這不意味著什麼。他們只是一起吃飯。學生們經常一起吃飯。德安得烈大概只是想討論……什麼？文學？現代詩歌中的籃球隱喻？
但我的頭腦——這個學者訓練過的、習慣分析和推演的頭腦——開始精確地構建情景，就像文學評論家一樣。我看見他們在那家義大利餐廳，燭光在薇琪的臉上跳動，她因德安得烈說的某些話而笑出聲。她的手在談論她最喜愛的詩人時熱情地比劃，就像她興奮時會做的那樣。那枚銀色的月亮吊墜在燈光下閃耀。德安得烈微微向前傾，他那6尺4寸的身影讓餐廳的椅子看起來像玩具，籃球運動員的優雅舉止顯得比我的學術姿態更真實。
我看見他們走回她的宿舍，在二月的寒風中他們的呼吸在空氣中可見。他的校隊夾克披在她肩上。她仰望著他，就像以前我談起華茲華斯時她看著我的樣子，在我開始聽起來像愛默生之前。
我看見他們站在她的門口，那種初吻前的張力。她會對他講那首關於月亮的中國詩嗎？他會比我更懂其中的真諦嗎，憑著純粹的直覺，而非學術分析？
卡爾和藍尼的聲音逐漸遠去，他們的腳步聲如籃球的規律拍打。
我低頭看著手中的月亮吊墜，依然等著被歸還。銀色的表面已被我的手指磨得微微褪色。遠處，有扇門發出一聲清晰的關閉聲，彷彿一切終結。
那是我最後一次參加午夜墨水社的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