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介仁的思想
本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探索春秋仁字本义。或许你喜欢一探究竟，也借此避开臆测和虚妄之说，那么首先就必然是直言我发现的结论，或者说是猜想。
仁的思想：在任何一个环境条件下，人们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发现其中与此环境条件最相符合的行为 (简称最适者)，它就是仁的行为。行动依照最适者，就做到仁。
问仁：询问在一环境条件下，最适者是什么？
仁(的行为)：环境条件下的最适者。
举例来说，环境条件是家庭，(先民认为)最适者是孝悌，那么孝悌就是仁(的行为)；环境条件是臣僚工作，最适者是忠恕，忠恕是仁；环境条件是人际关系，最适者是爱人，爱人是仁。从《论语》我们知道孝悌、忠恕、爱人都可谓是仁。
最适者是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中进化论的核心思想：自然选择，最适者生存。当我们一步一步逐渐加深对仁的认识，深究到底时，将会发现仁的本质就是进化论中的最适者。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最适者，而人类早期先民，竟然也是有意识地、人为地、人工地也去选择最适者。这是巧合，还是人知天意，顺者昌呢？
仁者爱人，从战国以来就被大儒们大肆著述、推崇和用于诠释仁的涵义。在长期如此偏颇的引导下，仁的内涵被掏空，到了汉朝仅剩下意思不清，常人难以理解，儒者的口头禅的仁德，以及爱人是仁，仁在现实世界里已无法发挥实际的作用。爱人是仁，这是对的。但是它仅仅只是仁的思想在人际关系这一个方面的一个实际应用，确定出人际关系应该建立在仁爱之上。而以此认定仁的意思就是仁爱、爱人，那就是刻意在误导。
人们倾向于从先秦古人的语言中发现仁的定义，其实不然。《论语》中孔子把许多各式各样的行为称为孝，但未曾给孝下过定义。同样的他把许多不同的行为称为仁，也不是在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各种被先秦人们称为仁的具体行为中去认识仁，找寻仁的思想、仁的本义。
二、从《左传》猜想仁的涵义
这是我探索的起点。其实最初我本无此种探索的野心，只不过想随意检索出《左传》中的仁字，看看它们是什么意思。让我吃惊的是，虽然我看不出书中仁字的意思，但是十分明显其内涵也绝不可能是通常人们所认定的仁爱之义。这点燃了我的兴趣。
《左传》记载春秋时代两百多年丰富庞杂的历史事实，相较于以教育、培养人才为宗旨的《论语》，其内容更能够反映春秋时代人类活动的真实面貌。其中它仁字的使用，在以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之下，必然更精准、全面地反映出春秋时代仁的思想，以及仁字本义。
1、仁的环境条件
《左传》全书共使用39个仁字。我发现其中24个仁字的使用，基本上遵循一个固定的句型格式：在某一环境条件下，表现出具体行为，被判断为仁或者不仁。例如“不背本仁也”、“幸灾不仁”。可示意表达成：
环境条件 + 具体行为 → 仁/不仁
仁(的行为)： 不仁(的行为)：
不背本 幸灾
弗纳于淫 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
出门如宾承事如祭 因人之力而敝之
克己复礼 有宠于季氏而欲杀之
能以国让 追杀旧主人
拒绝君位 刚愎
畜老犹惮杀之 妇人而与于乱
信以为本 乘人之约
度功而行 楚瓦多杀大臣贵族
大保小 伐小国
当我把这24个仁字句子所判定的具体行为，整整齐齐地上下排列后，就顿觉无望。很明显，这24个具体行为乱七八糟，无主题，无共性，无中心思想，没有一类或几类已知的人类行为能全面涵盖它们，还能使每一个句子的意思与上下文相吻合。
但是，有一点又显得十分清晰，就是每一个被称为仁的具体行为都一定与一个环境条件相对应。那么不禁要问，环境条件与具体行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人们依据什么样的(仁的)思想，由环境条件出发，判断出一个具体行为是仁或者不仁？
因为这24个仁和不仁是用来对人的杂乱无章、各式各样行为做出判断，所以它们是否简单直白到就是判断行为对错的用语，类似于当今我们日常用语：“对、不对”，“正确、错误”，“合适、不合适”，“应该、不应该”？不过就算只是判断对错，它一定也是要基于某种依据或原则，那么依据又是什么？
当考虑到语境，包括上下文中暗含的环境条件时，这些仁字好像正在要求人们表现出与环境条件最相符合的行为。示意表达成：
环境条件 + 最相符合的行为 → 仁
随后我以仁指与环境条件相符合的行为来理解全部的24个句子，发现句子都表达出合理的意思。在第二章我将一一解读这24个句子。
例如,《左传·成公九年》的“不背本仁也”，依上下文的内容，可解读成：面对晋君的盘问，楚囚表现出不背本，而不背本正是与此环境条件最相符合的行为。
晋君的盘问(环境条件) + 不背本(最相符合的行为) → 仁
《左传·僖公十四年》的“幸灾不仁”，可解读成：面对秦国饥荒，晋君表现出幸灾，而幸灾是与此环境条件最不相符的行为。
秦国饥荒(环境条件) + 幸灾(最不相符合的行为) → 不仁
2、身份也可构成环境条件
《左传》记载，仲尼曰：臧文仲 ... 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其中“妾织蒲”，在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解释成，“妾织蒲席贩卖，言其与民争利”。对于百姓而言，妾织蒲是正当的商业行为。但对于臧文仲，孔子认为妾织蒲就是不仁。同样一种商业行为，为何到臧文仲那里就变成了不仁。显然是因为妾织蒲与臧文仲做为鲁国卿大夫的身份不相符合，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身份也被当成一种环境条件用以判断行为是否是仁。
卿大夫(身份) + 妾织蒲(最不相符合的行为) → 不仁
3、提出猜想：仁指环境条件下的最适者
环境条件 + 具体行为 → 仁/不仁 《左传》
基于《左传》中使用仁字时，环境条件与具体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关系，提出一个仁字本义的猜想：
环境条件 + (最相符合的)具体行为 → 仁
环境条件下的最相符合的具体行为就是仁(的行为)。
或在环境条件下，表现出最相符合的具体行为，就做到仁。
为后文论述的简洁方便，在此我们先做几个简化的定义。
1）把《左传》的 “环境条件 + 具体行为 → 仁/不仁”，分解出 “环境条件 + 具体行为 → 仁”，我们把能够满足这个式子（也即使其成立）的具体行为，叫做“仁的行为”。
示意式：环境条件 + 仁的行为 → 仁。
2）同样，把满足式子 “环境条件 + 具体行为 → 不仁” 的具体行为，叫做“不仁的行为”。
示意式：环境条件 + 不仁的行为 → 不仁。
3）把最相符合的具体行为简称为最适者。仁字本义猜想简化成：
环境条件 + 最适者 → 仁
环境条件下的最适者就是仁（最适者 = 仁的行为）。
或在环境条件下，表现出最适者，就做到仁。
4、《论语》能支持这个猜想
《论语》有一章“三年之丧”。说的是，弟子宰我提出“服丧一年”，孔子认为不仁。也就是当遇上父母丧事时，孔子认为，与作为儿子最相符合的行为（最适者）是服丧三年，而不相符合的行为有服丧一年。这里的最适者是由先王确定，并以礼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或是大众的风俗习惯（天下之通丧）；或是理性思考后的结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 环境条件：父母丧事、儿子
- 最适者：服丧三年
- 不相符的行为：服丧一年，判为不仁
儿子遇父母丧事(环境条件) + 服丧三年(最适者) → 仁
《论语》有一章讲述阳货与孔子相遇，论及“怀其宝迷其邦”为不仁。阳货认为，孔子作为鲁国的能人，在时局动荡之时，仍不出来当官，而任由国家动乱不安，是不仁。可以看出这里环境条件是春秋时局动荡，急需人才；身份是“怀其宝”的能人；而不相符合的行为是“迷其邦”，任由国家动乱不安。综合考虑这三者，环境、身份、和行为之后，结论就是迷其邦是不仁的。
- 环境条件：春秋时局动荡、能人
- 不相符合的行为：任由鲁国动乱不安(不仁)
- 最适者：吾將仕矣
能人遇时局动荡(环境条件) + 吾將仕矣(最适者) → 仁
三、爱人是仁，以及最适者
1、爱人是仁的内涵
爱人是仁是古今人们都认同的。比对仁字本义的猜想“环境条件下的最适者就是仁”，那么爱人是仁的环境条件是什么？最适者为什么是爱人？现分析如下：
1）爱人是一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指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关系。
2）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提出了多种人际关系：
- 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 墨翟：兼爱
- 孔孟：爱人
- 老庄：无为、自治
3）比较人际关系的选项，哪个会是最适者：
- 可获利：对个人和大众都是有利的？
- 可执行：人们（或经一定的努力）能够做得到的？
- 经实践检验：经过大众的实践检验，是可行的？
- 其他考虑？
4）爱人是仁
也就是，在先秦的多种人际关系的选项中，先民选择孔孟的爱人作为人际关系的仁，而摒弃其它的。先秦时代，仁是一种美德，而美德是人们普遍认可、赞美、追求的品行。那么选择爱人是仁，就说明春秋时代的人们认识到在各家各派所推崇奉行的人际关系中，最适者只有爱人。
结论：在爱人是仁中，人际关系构成环境条件，大众裁决认可的爱人则是最适者。就推理逻辑而言，先民是利用仁的思想，思考人际关系的最适者，得出爱人是仁。
2、具体的人际关系中的仁，以及最适者
现考查下列六种具体的人际关系。依照古代文献，我们能明确知道它们的仁分别是什么。
- 人与他人，爱人是仁。最适者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 人与父母，孝是仁。最适者是孝。
- 臣与君主，忠信是仁。最适者是忠信，
- 臣与民，恕是仁。最适者是恕，
- 教师与学生，诲人不倦是仁。最适者是诲人不倦，
- 人与不肖者，贱之是仁。最适者是贱之，(贱不肖，亦仁也。《荀子》)
在这些事例中，随着具体的人际关系的不同，古代文献告诉我们仁可以分别是爱、孝、忠信、恕、诲人不倦、或者贱之。但显而易见我们能够合理地认为，它们也分别就是这六种人际关系的最适者 (最应该有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最合适的、大众认可的行为)。从古至今也未有人提出异议，发现有其他更好的可以替换它们。另外从这些例子我们还知道，只要环境条件是明确具体的 (如家庭、工作)，最适者也会是明确具体的 (如孝、忠恕)。因此可以说，先秦人们在人际关系上确定出来的仁，进一步支持仁字本义猜想：仁指环境条件下的最适者。
四、最适者是什么
为了之后论述的简洁和方便，先简化仁字本义猜想的表达。仁字本义猜想：环境条件下的最适者就是仁；或在环境条件下，表现出最适者，就做到仁。在后续的论述中，一般上，仁字本义猜想多以这个简化式子表示：
环境条件 + 最适者 → 仁
并对其内容和格式遵循如下规定：
+ 号左边的内容是环境条件；
+ 号右边的内容是最适者，即最相符合的行为，也是仁的行为；
+ 号表示在此环境条件下表现出最适者
→ 仁 表示在此情境下，做到仁
猜想中使用了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叫做最适者，这必然会引起质疑，什么是最适者？如果无法清楚指出什么样的行为是最适者，做不到“我欲仁，斯仁至矣”，那么这里关于仁的一切猜想和论述都将是华而不实的空谈。人的一生总会处于或碰到许多各种各样的环境条件，那么春秋先民又是如何能够发现在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的最适者？
1、把礼规定的行为当成最适者（即先王、圣哲裁出的最适者）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
这一章孔子认为，宰我违背了三年之丧的礼是不仁。
丧事﹢三年之丧 (礼的内容) → 仁
把先王制定的三年之丧的礼做为最适者，加以执行，这样在此事上就能够做到仁。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左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
有礼可依的环境﹢守礼 → 仁
如果一个人被欲望驱使，做出了违背礼的行为就是不仁。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他克制自私的欲望，使行为依循礼的要求。礼是先王、圣哲对人在某些情境下，最适者或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如社会制度上的规定、人的等级、八佾舞、告塑、同性不婚、葬礼等。
因此，在有礼可依时，最适者就是执行礼所规定的内容。做到了，就在这事上这一次做到仁。礼规定的多是那些关键的、根本的、重要的行为或事物，那么违背礼的行为，就是人不应该做出的行为，做了它就是不仁。
2、把习俗、通行于天下的行为当成最适者（大众心中的最适者）
对待父母﹢孝行 → 仁
对待朋友﹢信 → 仁
孝、信是通行于天下，大家都接受和称许的行为。孝行是儿子对待父母的最合适、最佳的行为，而信则是与朋友交往的行为基础，因此把它们认为是各自情形下的最适者是合理的。而孝、信也是仁。宋代大儒程颢的《识仁篇》有：义、礼、知、信皆仁也。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
丧事﹢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 仁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
这一段，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的译文：亲爱父母是仁，恭敬兄长是义，这没有其他原因，因为这两种品德可以通行于天下。
父母兄长﹢亲亲（达之天下）→ 仁
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立隆而勿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夫是之谓天下之行术。《荀子·仲尼》
孔子以三年之丧乃是天下之通丧，认为它是仁。孟子以亲亲能达之天下，认为它是仁。荀子也以能够做到天下之行术中的那些行为，就达到仁。因此，把通行于天下的行为当成最适者是合理的。即如果有大家都遵守的行为，如风俗和习惯，最适者就是保持同大家一样的行为。
3、把仁者的行为做为最适者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
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
观察仁者，以及优秀之人的行为，并将其做为最适者来效仿、学习。以下《论语》三章也表达同样的意思。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子贡问为仁（怎样去培养仁德），子曰：... 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因此，可以把仁者，以及优秀之人的行为当成最适者，来仿效和学习。当然我们也明白，他们的行为并不总会是最适者，但是在你无法发现真正的最适者之前，先把它们当成最适者来执行，可以让你避开，因无知或者任性，导致表现出不合适的、甚至恶劣的、不仁的行为。
4、问仁，把博学智者指导的行为做为最适者
在不懂、不清楚、找不到最佳方案，犹豫不决时，就向有经验的、有学识的、有智慧的人、以及可信赖的，如父母家人和朋友问最适者，问就当下的情形，我应该如何行动，哪些是我最应该有的、最合适的行为？《论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弟子通过向孔子问仁，借此轻易地找到最适者。例如樊迟三次问仁，孔子给出了与每一次他问仁时所处的境况下的最适者。也就是樊迟在三个不同的时期问仁，孔子给出对应三个不同时期的最适者。
5、从已知的仁转化出具体的最适者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 ...。
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论语》
忠恕是仁，是与公务和臣僚身份最相符合的行为。《论语》中，孔子依据各个弟子不同的公务和职位，把忠恕转化成适合他们每个人自身情况的最适者：爱人、克己复礼、执事敬、与人忠、先难而后获、出门如见大宾等等。他也把孝转化成结合各个弟子不同的家庭情况的具体行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不敬，何以别乎等等。因此，一旦知道在某一大的环境条件下什么是仁，如工作上忠恕是仁，家庭中孝悌是仁，那么我们就能够把它转化成具体的最适者，即适合当下实际环境条件的明确的具体行为。
6、由逻辑推导得出的最适者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
这一章孔子提出恭、宽、信、敏、惠是仁，而且还给出了为何它们是仁的依据，即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可以看出，孔子是依据这些行为明显有利于办好公务、当好臣僚这个目的而推演出来的。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论语》
这里可梳理出，孔子的推导逻辑是感恩、回报、至少有同样的爱。
阳货欲见孔子 ... 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这里的推导逻辑是：居住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的能人，一旦国家遭遇艰难时刻，他理应有责任和义务出来服务于这个为他提供生存环境的国家。
以上这些都是合乎正常逻辑的最适者，而推演考虑到多种因素，如目的、感恩、责任等等。
7、把职业、行业最需要有的行为当成最适者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
诲人不倦是教师这个职业最需要有的行为。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论语》
好学、不惰、不贰过是作为学生最需要有的行为。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论语》
公子纠死(师父召忽) + 死 → 仁
公子纠死(师父管仲) + 不死 → 不仁
春秋时代的公子往往与君位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教育并保护好公子安全必然是公子师父这个职业最重要的职责，一旦失职必然会极度自责、承担责任，如召忽之所为。
8、把立言、古训提倡的行为做为最适者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左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
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左传》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
庆郑曰：幸灾不仁。《左传》
郧公辛曰：乘人之约，非仁也。《左传》
范文子曰：不背本，仁也。《左传》
伍尚曰：度功而行，仁也。《左传》
贵贤，仁也； 贱不肖，亦仁也。 《荀子》
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荀子》
流传世间、经久不衰的关于人的行为的立言和古训，它们主要出自史家、贤哲，也包括民间人士。这些是古人在总结以往的经验之上提出的最适者，然后又经历漫长岁月的检验，仍在世间流传，还被今人认可的。
9、把由同情之心萌发出来的行为当成最适者
恻隐之心，仁也; 羞恶之心，义也; 恭敬之心，礼也; 是非之心，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
恻隐之心，仁也、或仁之端也，意思就是同情之心是仁的萌芽。可理解成：孟子认为由同情心自行驱动诱发出的行为可以当成仁的行为。因此，当同情心驱使你要有所作为，要去表现出某种行为时，在此环境下，最适者就是顺应同情心，去表现出同情心诱发出的那个行为。
总结：先秦时代的最适者可以是：
- 把礼规定的行为当成最适者（即先王、圣哲裁出最适者）
- 把习俗、通行于天下的行为当成最适者（大众心中的最适者）
- 把仁者的行为做为最适者
- 问仁，把博学智者指导的行为做为最适者
- 从已知的仁转化出具体的最适者
- 由逻辑推导得出的最适者
- 把职业、行业最需要有的行为当成最适者
- 把立言、古训提倡的行为做为最适者
- 把由同情之心萌发出来的行为当成最适者
从上述先秦文献中仁字使用的实例可知，能用于确定仁的行为、或最适者的手段和方法是众多的。而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么多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在追求：在特定环境下，表现出相应的最适者。
到此你难免会奇怪，为什么最适者会如此庞杂和多样。我的理解是，最适者正在执行一个伟大的使命，把野蛮的人、生物属性的人、自私的人塑造成文明的人、理性的人、社会的人、互利的人，故必须有如此多方面和全方位的努力。
另外上述 1、2、8 的最适者（礼、习俗、立言）还兼具一项特别重要的功能，它还要把最适者传承给后代子孙。可表示成：
环境条件﹢礼、习俗、立言 → 仁
在后文，这个式子将把仁与进化论的核心思想（即最适者生存），联系在一起。
五、仁的特性
1、为什么《论语》没给出仁的界定？
学者倾向于从《论语》中找寻仁的界定，其实不然。因为我们明确知道孝、智、信、忠、恕、敬的意思，所以我们能够十分肯定，在《论语》中孔子未曾给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下过界定。那么合理的推测就是，孔子也不会单独地、特别地去给仁下一个界定。我们不应该把爱人、克己复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直接拿出一个做为孔子给出的仁的界定。
很多时候，人们能够轻易判断出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孝、智、信、忠、恕，但是鲜少有人能够用清晰的文字，给这些字词的涵义做一个准确的界定。类似的，当今我们多数人都能识别出某一现象是否属于道德、政治、宗教、权力，但是鲜少有人明确知道它们在概念上的精确的定义。
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是，早期先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行为，他们就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摸索哪些行为是对个人、家庭、集体有益的，它们适用于哪种场合，适用于什么样的人。在对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人类行为有所了解之后，把行为分门别类地归入并形成，如孝、仁、义、礼、智、信、忠等，这样的行为类别。春秋先民处于人类文明的早期，对人类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还在摸索、实践和发展中，因此并未以严格的概念形式给行为的类别下明确的界定。个人猜测，他们能够识别出哪些行为可以算得上是仁，但是他们还未进行有目的地、系统地思考，去总结出仁的精确界定。或许他们根本没想到有这样的必要；或许时间还没到，仁的思想还在形成和发展中，为何去限制它？
孔子把许多各式各样的行为叫做孝，但未曾给孝下过定义。同样的他把许多不同的行为叫做仁，也不是在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要知道仁是什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各种被先秦人们称为仁的行为和事例中去认识仁，找寻仁的思想、仁的本义。
问仁，不是问仁的定义，且孔子弟子清楚知道仁的思想。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论语》这两章，樊迟不但问仁，同时还问智。樊迟问智时，孔子分别答以“知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因为我们明白智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不认为樊迟正在问孔子智的定义是什么，不认为樊迟不懂智的概念，也不会把“知人”认定为智的定义。我们知道樊迟问的是，在当下我的什么样的具体行为算得上是智慧和聪明的。
在相同的章句，遵循完全一模一样的思维逻辑，如果我们也明白仁的定义，那么我们也不会认为樊迟正在问孔子仁的定义是什么，不会认为樊迟不懂仁的概念，也不会把“爱人”认定为仁的定义。而樊迟应该问的是，在当下我的什么样的具体行为算得上是仁的，或能体现出仁的思想。
当以同样的思维方式看待《论语》中所有问仁的章句，可知樊迟、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问仁时，他们对仁的思想、仁的内涵基本上是了解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因此才能够都无疑问、欣然接受孔子对于同样的问仁给出都不一样的答案。
2、为什么各种不同的行为都可以是仁？
在先秦文献中，许多行为都被叫做仁。例如《论语》中，弟子七次问仁，孔子则给出了七个不同的答案。为了理解这种现象，我们就从众所周知的“孝”入手，来解开它。《论语》有多章问孝，这是因为弟子不懂孝的定义所以来问，明显不是这样的。既然他们全都懂孝的定义，那么为何还要向孔子问孝，而孔子还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
这章论及在一种特殊情形下，即父亲去世之后，作为一个有孝道的儿子，就要把孝的思想，依据此情境转化成具体行为，即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表现出来。
环境条件: 对于父亲留下的规矩等
具体行为: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环境条件: 有令父母担忧的坏毛病 (疾，如: 侈、好斗)
具体行为: 改掉坏毛病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环境条件: 赡养父母时的态度
具体行为: 尊敬、和颜悦色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环境条件: 父母健在时的求学
具体行为: 不去远处，游必有方
我们都清楚知道，以上这些《论语》章句提及的各种具体行为，虽然它们是完全不同的行为，人们还是把它们都叫做孝。很明显，我们不会用其中的任何一种具体行为给孝字下个定义。上述分析也让我们清楚知道孝的思想与具体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依据环境条件，用孝的思想思考，得出相应的具体行为。孝是一种思想，当使用它于不同环境条件，就会引向不同的具体行为。所以在孝的思想下，因环境条件的差别，我们看到了众多的、缤纷多彩的、各式各样的孝的行为。可表达成：
不同环境条件 → 孝的思想下 → 不同的行为（都叫做孝）
既然我们已经清楚理解弟子为何问孝，和孔子为何给出不同的具体行为，那么我们就转向对仁的思考。在先秦文献中，仁也同样对应着众多的各式各样的叫做仁的行为。那么问仁是否如同问孝，虽然弟子都懂仁的内涵，但是他们还是要问仁，要把仁的思想联系到、转化成为现实中的、可执行的具体行为，问出能叫做仁的那些具体行为？其逻辑就是，在仁的思想下，因环境条件的差别，人们就有了众多的、各式各样的、都叫做仁的具体行为。可表达成：
不同环境条件 → 仁的思想下 → 不同的行为（都叫做仁）
下面，我就以几个例子来探试先秦文献中，仁的思想与具体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
1）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 ” 伍尚归。《左传‧昭公二十年》
当楚王要诱杀在外的兄弟俩武尚和武员时，他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回去或者逃走。那么在此环境下，预测不同的选择对各人带来的功效，并依此而采取行动，就是基于仁的思想。所以武尚说：度功而行，仁也。
环境条件: 死亡威胁，回去或者逃走
具体行为: 度功而行，一赴死、一报仇
环境条件(回去或逃走) → 仁的思想(仁也?) → 具体行为(赴死、报仇)
2）贵贤，仁也； 贱不肖，亦仁也。《荀子‧非十二子》
环境条件: 他是不肖者
具体行为: 贱之
环境条件(他是不肖者) → 仁的思想 → 具体行为(贱之)
3）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成公九年》
环境条件: 身为囚徒，回答晋侯的问话
具体行为: 不背本
4）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
环境条件: 达于天下（在各处都能顺畅地办理公务）
具体行为: 恭、宽、信、敏、惠
5）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论语》
环境条件: 日常语言
具体行为: 言也讱。
6）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7）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
环境条件: 樊迟不同时期的公务
具体行为: 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8）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多数追随孔子的弟子最后都当上家臣。为了当好家臣，孔子则教导他们要有忠恕的品行。
环境条件: 做家臣或臣僚的工作
具体行为: 忠恕。
9）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论语》
环境条件: 桓公杀公子纠，管仲是其师傅
具体行为: 管仲去死（子路和子贡都认为这样才是仁）
以上利用九个例子说明，仁的思想与具体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达成：在仁的思想下，因环境条件不同，人们可以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或者：
不同环境条件 → 仁的思想下 → 不同的行为（都可称为仁）
结论：仁是一种思想，许多被叫做仁的具体行为则是这一思想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应用。
3、为什么仁的思想必然是简单易懂的？
春秋时代，仁的观念流行于贵族(包括士阶层)人群中。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阳货欲见孔子...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贡曰: 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从这些《论语》章句，可以看出除孔子外，孟武伯、阳货、某些人、子路、子贡，以及民（百姓）都明白仁的大意。我统计《左传》的仁字，发现共计有39个仁字，它们出现在8个春秋诸侯国国人，和所有贵族身份的人的话语中。
诸侯国：陈、宋、晋、郑、鲁、楚、齐、吴
身份：国君、国君夫人、公子、贵族大夫、臣僚、臣妻、君子(曰)
由此可以知道，在春秋时代，仁的观念已经普遍流行于各诸侯国的贵族人群中，且广泛应用在他们的思考和交流间。由于仁字已被不同诸侯国和各种贵族身份、学识的人广泛使用，那么春秋仁的思想必然是易于理解的。
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常会听到类似的话语：
- 就我当下的情境，应该如何表现会是最好的？
- 我作为一个臣僚，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
- 我是个学生，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好学生？
- 在这种场合，我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
- 在这种场合，我最好穿什么样的衣服？
- 春天来了，我们哪一天开始播种？
- 这种做法不合理，也不是最好的，要考虑其它的。
- 我们就采用使多数百姓最受益的那个方案。
- 你没有选择最合理的那个方案。
我们能够意识到，有一种思想贯穿上述所有的话语，它就是追求最适者。而这种追求是极有价值，因为当选择和实践最适者时，你就比用其它做法获得更多的好处。而这种思想实质就是仁的思想。对于春秋的人们，这样的仁的思想是可理解的，可遵循的、是能够通过执行它而获取更多的、额外的利益。因此从这些日常简单，却追求着最适者的询问中，我们能体会到仁的思想并不高深，它十分简单易懂。
4、为什么春秋先民向往仁？
《论语》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一章，十分清楚告诉我们孔子很少谈论仁。或许正因为少的缘故，招致弟子问仁的次数是最多的。然而据统计，仁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最高，达109次之多。由此我们又有十足理由推测孔子谈论最多的是仁。这就引发一个疑问：孔子很少谈论仁，为何《论语》又记录下最多的仁字？
有一个人，他喜欢捡拾海边精美的贝壳和卵石，并把它们收藏在一个瓶子中。一个从未见过大海的人，看见瓶中的珍藏，就感叹说：海边最多的东西是贝壳和鹅卵石。《论语》的成书是否亦如此，它主要记录下弟子认为是最珍贵的那些孔子的话语。春秋时代，仁德很有价值，大家就热衷去拥有它，只要孔子一谈到仁，弟子就如获至宝般地牢记它，甚者“书诸绅”。编撰《论语》时，弟子们就奉上各自记录的，认定是最重要的瑰宝，仁的语录，结果就是仁字独占鳌头。或许这就是上述疑问的合理答案吧。
那么，为何春秋时代仁德会很有价值，引来人们热衷于它？为何弟子要记录下孔子说的每一个仁字？为何弟子问仁最多？这些问题，我们就尝试从《左传》中寻求答案。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左传·僖公八年》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左传·僖公九年》
宋襄公(兹父)当太子的时候，认为其庶兄目夷年长并且有仁德，就请求君父立目夷为国君。等到宋襄公即位，他又以目夷有仁德，任命他做为左师。这里仁德是确立国君，和选拔大臣所注重的一个重要品德。
韩无忌曰：请立起也。与田苏游，而曰好仁。
晋侯谓韩无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左传·襄公七年》
晋韩献子退休，使韩无忌继位。韩无忌认为韩起好仁，转而推荐他，之后晋侯就任命韩起接任卿位。晋侯又因为韩无忌的主动退让，认为他有仁德，就任命他主管公族大夫。这里，韩起和韩无忌成为大臣，皆与他们的仁德有密切的关系。
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 ... 文公以为下军大夫。《僖公三十三年》
臼季看见冀缺日常之所为，认为他具备仁德，举荐给晋文公，而被任命为下军大夫。
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 不背本，仁也。” …… 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楚子使公子辰如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成公七年》
范文子根据楚囚钟仪答复晋侯的“不背本”说辞，认为他遵循仁。为此晋侯礼遇钟仪，释放了他，使其回楚国去促成晋楚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论语》也有两句子，论及依据仁德选用人才。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尧曰》
武王讲，虽然有很多至亲，可是不如仁人。这表明武王看重有仁德的人，他更讲求任用仁人，而不只是任用亲人。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公冶长》
孟武伯是鲁国的大贵族，他需要为其庞大的家族聘用人才。孟武伯询问子路、冉求、公西赤的仁德，表明他在选用人才时，同样十分注重他们是否有仁德。
从上述《左传》和《论语》的实例可以知道，在春秋时代，一个人被人知晓具备仁德，是一个能带来大好职业前程的名声，能被委以重任，为大臣、重臣。所以春秋的人们热衷于仁德是有其原因，有其目的的。孔子弟子怀抱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若要实现它们，第一步就是加入贵族、君王的管理阶层，先成为一位臣僚。而贵族则以一个人是否具备仁德为重要考量，确定能否接纳、聘用他。那么孔子弟子热衷于仁德，问仁，并牢记孔子说的每一个仁字，就不言而喻了。
到此希望已经解释明白仁德在春秋时代的价值，和人们热衷仁德的缘由。不过这里还存有一个疑问，既然说弟子热衷于仁德，那么为何孔子很少和弟子谈论仁德？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之后解读忠恕时，尝试给予回答。
六、推导仁是什么
上述冗长的论述，部分还含有猜测的成分，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准备，它们为这一节最终推导出仁的思想的内涵，做了铺陈和方向指引，或许也能使结论更令人信服。现在我们利用《论语》的内容进行最后的论证。
1、孔子弟子对仁的需要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
这一章显然是孔子正在告诫有职位的弟子，只有仁才能守住他们的工作。从中我们可梳理出在春秋时代，做为一个好的臣僚在工作上所需有的品行（以下简称工作品行）: 知 + 仁 + 庄 + 礼。
基于我们对古代社会的一般性了解，可合理认为这个工作品行反映出当时多数臣僚工作中的真实情形，它具有普遍意义。而其中的仁必然就是与他们的臣僚工作最密切相关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那些行为，即最适者。那么就具体行为而言，最适者又指什么样的行为呢？
因为我们还不清楚此处仁的大意，式子可以改成：知 + ？+ 庄 + 礼。
如果我们思考当好一个臣僚所需的最适者，对于这个空缺项，会填入什么样的答案？毋庸置疑，它就是孔子提倡的一以贯之的忠恕行为。所以式子变成：知 + 仁(忠恕) + 庄 + 礼。
由上可知作为臣僚的仁就是最适者，具体而言就是忠恕行为。这可示意表达成：臣僚的仁 = 最适者 = 忠恕行为。
臣僚可以是高级、中级和低级的官吏、外交使臣、太宰、家臣、负责修城池宫殿的官吏、将军、处理与夷人事务的官吏等等。当孔子弟子成为臣僚而面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时，他们是否总有能力将忠恕转化成相应的明确具体的行为，来满足当下各自工作环境的需要呢？当弟子，在某些场合下或在某些重要的工作上，无法做出相应的转化时，他们或许就求助于孔子，向他问仁，其意思就是：问就我当下的情形，我应该有哪些具体的忠恕行为、仁的行为、或者我的最适者是哪些具体的行为。
这一章像是抽象的理论纲领，它告诉我们，臣僚的工作品行应当遵循：知 + 仁(忠恕) + 庄 + 礼。从中我们合理地推测认为，臣僚的仁就是最适者，也是忠恕行为。下面结合分析仲弓和樊迟的问仁，理解这个理论纲领在现实环境下的实际应用，和其中仁的内涵。
2、仲弓问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
这里我们要猜测仲弓为何问仁。《论语·子路》载：仲弓为季氏宰。孔子教学的特色之处在于总是针对当下的事情给出明确具体的指导。这里孔子给出了与役使百姓有关的“使民如承大祭”、与所处环境有关的在邦、在家，同时仲弓回答以“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由此可知仲弓正处于在职期间或至少将要就职。既然此章内容关乎臣僚工作，对仲弓的工作品行的要求同样就会是 “知 + 仁(忠恕) + 庄 + 礼”，因此合理地认为仲弓问仁，问的就是这里的仁，他想知道就他当下的工作而言，这里的仁到底要转化为什么样具体的行为。
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臣僚在职期间最需要的会是什么，无疑就是在公务上表现出与工作最密切相关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那些行为，即所谓的最适者，以此办好事务、保住工作、赢得赏识、荣获升迁。作为孔子十哲之一的弟子，仲弓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在工作中表现出忠恕行为。但就当下的工作岗位，忠恕要转化成为哪些具体的行为？有必要请教孔子吗？虽说这些细节和过程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是可以确信，他是在工作上有了需要，来向孔子问仁。而孔子给出针对他当下情形的，最应该有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行为（最适者），即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环境条件：职务、某一职位的臣僚/太宰
目的：做好工作，守住职位
最适者：出门如见大宾 ...
仲弓的工作 + 问仁 → 给出他当下环境条件的最适者。
3、樊迟问仁
首先了解樊迟这个人。《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最后一年春，齐国军队来攻打鲁国，冉求是鲁国防御战的策划者。鲁国以二军对抗齐军，冉求帅左师。樊迟是冉求战车的车右。齐师自稷曲，冉求所帅军队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 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鲁国获胜。
由此可知樊迟是一个既勇敢又有观察力的年轻人。大概率的情况会是，他因战功被鲁国人知晓，得到赏识，获得职务包括军职。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时，樊迟尚年轻，且之前未跟随孔子学习，在《论语》里他对孔子的思想明显地了解不足，自身的学识也不足，而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又面对各种事务，那么他难免要多次向孔子请教，问仁、智、孝、崇德、脩慝、辨惑等等。樊迟有臣僚工作，其要求同样会是 “知 + 仁(忠恕) + 庄 + 礼”，但是就其具体工作而言，这里的仁究竟要转化成为什么样的具体行为。这也就是他三次问仁的意思所在。个人猜测，樊迟的学识还不足以使他认识到这里的仁是忠恕行为。
樊迟 … 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三次问仁，孔子都指向明确的具体行为。明显地，他是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向孔子问仁，即问他工作中的最适者。而孔子给出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工作岗位上所应该具备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那些具体行为（最适者）。
樊迟工作1 + 问仁 → 给出针对工作1 的最适者，即先难而后获
樊迟工作2 + 问仁 → 给出工作2 的最适者，即爱人
樊迟工作3 + 问仁 → 给出工作3 的最适者，即居处恭 ...
4、归纳出问仁公式
上述四个问仁是能够体现出：作为人的正常心理，他们问的，祈求的答案无疑就是与自身工作密切相关的那些最应该有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行为（最适者），然后他们依照最适者来办理事务、保住工作、获得好处。概括它们得出问仁的通用表达公式：
弟子环境条件 + 问仁 → 孔子给出针对他当下环境条件的最适者
由此进一步抽象地提出具有普遍性的问仁公式：
特定环境 + 问仁 → 最适者
5、普遍的仁的表达式
将上述问仁公式从疑问式改写成肯定式，也就是仁的表达式：
特定环境 + 最适者 → 仁
那么仲弓和樊迟问仁可表示成：
1）仲弓环境 + 出门如见大宾 ... → 仁
2）樊迟环境 1 + 先难而后获 → 仁
3）樊迟环境 2 + 爱人 → 仁
4）樊迟环境 3 + 居处恭 … → 仁
下面说明仁的表达式（特定环境 + 最适者 → 仁）具有普遍性，它能够适用于描述《论语》中各处论及仁与具体行为的关系。
孔子曰: 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子曰: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 唯。 子出，门人问曰: 何谓也？ 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5）朝廷或家臣的工作 + 忠恕 → 仁。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6）教育学生 + 诲人不倦 → 仁。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7）求学 + 好学、不止、不贰过 → 仁。
贫困求学 + 安贫乐道 → 仁。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里，孔子赞美颜渊有仁德，并在多处列举表扬颜渊的各种行为。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行为全都不算是仁的行为，那就十分奇怪了。我们思考学生学习的最适者，也能知道它们大致上就是好学、不止、不贰过、安贫乐道。如此可以合理地认为，孔子表扬颜渊的许多行为中就包含有叫做仁的行为，只是孔子没有明确点出它们就是仁罢了。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
8）日常言辞 + 言也讱 → 仁。
克己复礼为仁。
9）各种环境 + 克己复礼 → 仁。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10）行于天下 + 恭、宽、信、敏、惠 → 仁。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11）日常活动 + 温、良、恭、俭、让 → 仁。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12）家庭 + 孝悌 → 仁。
以上述共12个例证为依据，判断环境条件与具体行为的关系，我们能够合理地认为这些行为都是相应环境条件下的最应该有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行为，也就是最适者。我们以两千五百年后的眼光来审视这些行为，无法不感叹，春秋时代先民认定的最适者，到如今仍然还是我们现代人的最适者。
因此仁的定义就是：在特定环境，表现出最适者，就做到仁；或仁指在特定环境下的最适者。示意为：特定环境 + 最适者 → 仁
6、不仁，即仁的否定表达格式
宰我问: 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子曰：予之不仁也！
儿子遇丧期 + 守一年之丧 → 不仁。
子曰: 巧言令色，鲜矣仁。
带有私欲 + 巧言令色 → 不仁。
阳货曰: 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孔子曰：不可。
鲁国现状(孔子) + 迷其邦 → 不仁。
子路曰: 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贡曰: 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公子纠被杀(师父管仲) + 不死 → 未仁。
公子纠被杀(师父管仲) + 不能死，又相之 → 非仁。
公子纠被杀(师父召忽) + 死 → 仁。
从《论语》“不仁”的章句可以看出，人的具体行为是多样的，但考虑到提及的环境条件，这些行为又明显都是作为人不应该有的行为、与环境条件(最)不相符的那些行为。因此归纳出仁的否定式：
特定环境 + (最)不相符的行为 → 不仁
即在特定环境，表现出与环境条件(最)不相符的那些行为，就是不仁；或不仁指环境条件下(最)不相符的行为，作为人不应该有的行为。
七、仁的思想的本质是最适者生存
现在我们清楚知道人类的演化是遵循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进化论的核心思想是“自然选择，最适者生存”。我们已经论证仁的思想的主旨在于发现和执行最适者，那么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两个最适者之间有关联吗？
古代先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天体运行，但是他们通过观察星辰与太阳的变化，制定出节气和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如今我们明白他们的节气和历法的本质在于太阳与地球的天体运行规律。
同样古代先民也完全不知进化论为何物，但是他们是否通过观察人的各式各样的行为，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后果，然后有意识地对行为做出人工选择，保留并推广那些能够产生有利结果的行为，摒弃和禁止那些产生恶果的，这就形成了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选择最适者，仁的思想。就如同他们不懂天体运行，却能够制定并使用历法和节气；那么他们是否也能够在不懂进化论的情况下，仍然有意识地进行人工选择最适者，并推广应用它们于生活实践中，借此提高生存、繁衍的成功率。下面我要论证的是，仁的本质在于最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其中最后的步骤是猿人成为先民，先民再成为文明的现代人。这里的猿人指从约600万年前黑猩猩与人类的共同祖先到约一万年前的人类祖先；先民就本文所论述的内容，主要指尧舜夏商周时期的华夏民族；而文明的现代人就是我们了。猿人一开始只拥有动物的行为，表现的就如猴子或猩猩。那么猿人的动物行为如何演化成文明行为？猿人不晓得文明人是怎样的，那么什么样的进化动力驱使他们朝文明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进化？
1、猿人行为的演化，他们如何选择行为？
猿人是依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最适者生存的原则来选择行为。例如：
稀树草原﹢自然选择: 直立行走、淘汰四肢爬行 → 增加生存机会
肉食﹢自然选择: 热处理后食用、淘汰生食 → 增加生存机会
挖到甘薯﹢自然选择: 水洗后吃、淘汰直接吃 → 增加生存机会
因基因突变而能直立行走、喜欢吃加热处理过的食物（约100万年前，人类开始用火）、喜欢吃水洗干净的甘薯的这些猿人是很幸运的，因为碰巧这些行为能增加它们在当时环境条件下的竞争优势和生存机会，包括更易获得食物，更健康的身体，更长的寿命，更多的繁殖机会，结果他们生存下来，淘汰了那些四肢爬行、吃生食、吃不干净甘薯的猿人。
自然选择最适者生存的原理，为猿人选择适应它们生存的行为，是猿人行为演化的直接的根本的动力。在猿人演化时期，自然选择是没有方向的，如果四肢爬行有更好的生存机会，那么即便已经直立行走的猿人又会演化回四肢爬行，或者直立行走的猿人被四肢爬行的猿人完全替代。幸运的是，这件事最终都没有发生。
结论：自然选择最适者生存为猿人选择了它们的行为，如直立行走、吃热处理过的食物、吃洗干净的甘薯。
环境条件﹢自然选择的最适者 → 增加生存机会
2、现代人行为的演化，他们如何选择行为？
现代人依靠科学知识做出行为选择。例如：
喝水﹢科学选择: 喝开水
牙齿﹢科学选择: 刷牙（牙刷19世纪才广泛流行）
食物添加糖盐﹢科学选择: 少糖盐
环境条件﹢科学选择的最适者 → 健康的身体
3、过渡期（尧舜夏商周）的先民如何选择行为？
我们现代人行为的起点是动物行为，那么从动物行为如何过渡到文明行为？而尧舜夏商周的古代先民正好处于这个过渡期。猿人仅凭自然选择选择行为，而现代人靠科学知识选择行为，那么先民在还未发展和积累大量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又是如何选择行为的？考察实例：
太阳、历法和农业
先民不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规律，但通过观察实践，如山西陶氏遗址发现的古天文观象台，他们确定出节气和历法，把它制定为礼，如《论语》提及的告朔之礼，之后播种的日子不再是盲目随意的，而是依礼来确定，以此提高农业产量。
农业生成﹢人工选择: 按历法(告朔之礼) → 增加农业收成
同姓不婚（近亲不婚）
近亲不婚直到20世纪50年代DNA的发现，人们才知道其中的奥秘。但先民通过观察，先王制定了同姓不婚的礼（《论语》昭公知礼乎章）
婚姻﹢人工选择: 同姓不婚(礼) → 增加健康后代的占比
用筷子还是用手吃饭？
最初先民通过用手抓食物而进食，后来筷子出现，如今华人人人用筷子。筷子刚发明之初，只可能是某个部落中的一人或几人尝试使用它，之后为何大家都选择使用它？由于这事发生在很久远之前，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先民选择筷子的具体过程，但是他们必然是在有所观察有所实践之上，最后全都用起筷子，成了习俗传承至今。
吃饭﹢人工选择: 用筷子(习俗) → 减少疾病、有更健康的身体
赵文子讲信用
赵文子曰：武受赐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祸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驾于晋也。今武犹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将信以为本，循而行之。譬如农夫，是穮是蔉，虽有饥馑，必有丰年。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 信也。能为人则者，不为人下矣。吾不能是难，楚不为患。《左传》
赵文子选择“将信以为本”，而他所依赖的就是前人经验总结成的立言或古训：能信不为人下、不僭不贼，鲜不为则。
行为的本﹢人工选择: 信用(古训) → 增加福利
以上实例说明，先民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在可能的选项里，人工选择和执行最适者来增加各种福利，以此达到增加生存机会。那些已经人工选择好、确定下来的最适者，古人则以礼、习俗、古训的形式进行传播和推广，并传承至子孙后代。可概括为：
环境条件﹢人工选择的最适者 → 增加生存机会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最适者是由自然选择出来的。但在尧舜夏商周时期，最适者主要是由人工选择出来的。由人工选择出来的最适者，是有可能偏离由自然选择出来的最适者，那么在多数时候人们也只是预测它像是最适者，但它仍有可能不是真正的被自然选中的最适者。但考虑到十几万年前智人已经出现，之后大约在四万年前他们来到东亚，而尧舜夏商周仅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其间人类飞速发展，开启了文明，步入了文明的初期，那么这种由人工选择和推广的最适者，即便其中参杂有非最适者，但它们总体产生的效果和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由纯粹的自然选择在几千年时间能够达到的。
小结：在尧舜夏商周时期，先民通过人工选择最适者，并以礼、习俗、文化、知识的方式传承下去，最终实现了人类由动物行为演化成文明行为。而选择能够给人类带来更多福利的最适者，贯穿于从晚期智人到文明人进化的全部进程，成为这一时期人类进化的主轴。
4、一个选择最适者的虚构案例
现在思考一个基于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的史实而虚构出的案例：一个猎人追赶一只野猪进入了其他部落的领地，这时他射杀了野猪，但自己也受伤了，那么这个部落的民众将如何处置这个外来人？
部落民众可能的选项：
- 杀他，如果食物严重匮乏，就吃了他（动物行为。智人进入欧洲后，尼安德特人就灭绝了。有考古学者认为杀了他们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 杀他，做祭祀、陪葬（商朝的人殉）
- 杀他，再取走他的野猪、弓箭、衣服（《左传》邓南鄙郁人攻而夺之币，杀巴行人。）
- 囚禁他做奴隶（《左传》百里奚逃到楚国，被抓为奴。）
- 抢走他的野猪、弓箭、衣服，再赶走他（人自私的行为）
- 抢走他的野猪，再赶走他（人自私的行为）
- 不理会他，让他带着野猪离开（正常行为）
- 在他的伤已无碍后，让他带着野猪离开 （《论语》爱人、泛爱众、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执行上述不同的选项将产生不同的后果，其中哪些选项能够协助建立起对人类更有利的生存环境，促使人们迈向文明社会？不同时期的人们，对选项做出的选择，也就决定了他们的群体或社会前行的方向。依据《论语》里孔子的教诲“爱人、泛爱众、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我们能猜到这时问仁，孔子的回答大意将会是：“在他的伤已无碍后，让他带着野猪离开”。如今我们文明人的选择也是如此。也由此可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把当时的人们在这方面的道德要求提升至文明人的水准。
5、仁的思想的实质在于最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
早期人类：环境条件﹢自然选择的最适者 → 增加生存机会
先民时代：环境条件﹢人工选择的最适者 → 增加生存机会
此二式子概括出不同时期，人类进化上的差别。但是它们都遵循进化论的核心思想，最适者生存。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先民如何使用人工选择的最适者？他们把最适者包装入礼、习俗、立言等等之中，当民众依照它们开展日常的生活实践时，即便多数人根本没有最适者的观念，但是他们却又完完全全、确确实实地执行和使用了最适者。先民时代的最适者生存可表式成：
环境条件﹢礼、习俗、立言 → 增加生存机会 ①
在上文第四节“最适者是什么”的最后部分，曾得出一个结论：
环境条件﹢礼、习俗、立言 → 仁 ②
因为式子① 和式子② 的左边式子有相同的内容和意义，同样都是：环境条件﹢礼、习俗、立言。所以从进化论的角度来思考仁的思想，仁追求所达到的结果就是进化论的增加生存机会，而仁的最适者在作用和功效上就是进化论的最适者生存的人工选择的最适者。换而言之，仁的思想的实质在于最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
春秋时代，先民产生出仁的思想，要做到仁。而他们关于仁的一切所作所为，当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衡量，就是他们正在遵循人类进化的规律，去人工选择最适者，再应用和推广最适者，达到最适者生存。因此先民仁的思想吻合于尧舜夏商周时期人类行为进化的规律。就像后人最终发现，先民的历法归根究底是以天体运行的原理为基础，到此我们也该相信，先民的仁的思想归根究底是以进化论揭示的最适者生存的原理为基础，仁也是建立在最基础生物和人类进化的科学之上。
约二十万年前智人出现在非洲，约四万年前他们来到了欧亚大陆，约一万年前人类文明曙光乍现，从此文明、技术、科学爆炸式发展。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探讨的是人类这种爆炸式的发展，是否与仁的思想有关，是先民人工选择各种环境下的最适者，再以最适者来指导人们的各种活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
覃秋
2025年3月29日，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