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裡仁第四）。
適：適合，適從；莫，不肯；比，親近，靠近。
孔子說：『君子對於天下，沒有一定要適從的，也沒有一定要拒絕的，朝著義去做就對了』。
孔子所謂天下，就是指天下世道，講君子對於世道應當採取什麼態度。世道不好，是出世還是入世？是知其不可為而不為，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孔子主張以義為衡量標準，儒家的『義』，就是『忠孝悌』等價值的總稱。只要是符合義，都是君子所為。不一定要始終堅持某一種態度。入世與出世，為與不為都是可以根據情況而轉變的。
《易經·繫辭上》中記載了孔子一句話。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大意相近。
《論語》中孔子另一處語錄，也可相互印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微子第十八)。
逸，散失。逸民指那些原先是貴族或當官的，但後來失去了貴族身份或官位而為民者。此段話中的七個人都是這樣；中，符合；放，放棄；廢，指廢棄官位。權，權宜。
七個人中，伯夷、叔齊和柳下惠的事蹟可考。而虞仲、夷逸、朱張、少連這四人不怎麼清楚或無跡可考。孔子對這七個人都基本肯定，但又有所區分。七個人中，分三組三種情況。伯夷、叔齊這哥倆一組，本來兩人也是一起行事。孔子認為他倆的境界最高，在禮樂崩壞的世道中，既不降低自己的志向和標準，也避免身受其辱。當然代價就是餓死。
最差的一組是柳下惠和少連，降志辱身。為了做事或當官，不得不委曲自己，放棄自己的一些原則，與體制妥協，但還不至於同流合污。但結果呢，也不盡意，得不到重用，還是被體制所排擠。『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微子第十八）。他在魯國當典獄官，三次被罷免。當官又不同流合污，就會被排擠，就會受到羞辱。但這兩人說話合乎倫理，慎思而行，中規中舉，只做到了這樣而已。但從另外的角度來來看，柳下惠忍辱負重，在有限的條件下力所能及做一些自認為是正確的事，對社會有益的事，未尚不是更高尚？
虞仲和夷逸這一組居中。朱張被落下了，按照前面七人的順序，他要麼屬於虞仲和夷逸這一組，要麼屬於柳下惠和少連這一組。推斷孔子認為虞仲和夷逸的境界低於伯夷叔齊，而高於柳下惠和少連。他倆的選擇是『廢中權，身中清，隱居放言』。順序應該倒過來。辭去官職符合權宜，無官自然身清，然後隱居不再褒貶時政。推斷孔子認為他倆是降志而不辱身。比較伯夷叔齊和虞仲夷逸，都是棄官而逸，區別在那裡呢？區別在於伯夷叔齊仍然心憂天下，采薇而歌，『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史記·伯夷叔齊列傳》）。而虞仲夷逸則不再問世事。所以伯夷叔齊是不降其志，而虞仲夷逸則是降其志，放棄了自己原先的志向和責任，獨善其身。但與柳下惠少連相比，可以避免被羞辱。
孔子最後歸攬到自己身上，說這些人都挺好，云云。他們的行為都符合義。但我與他們都不同，沒有什麼是一定要做的，也沒有什麼是一定不做的。就是這三種情況他都可能去做，在不同時期不同情況下選擇不同。比如孔子曾任魯國大司寇，後又被季氏冷落而離開魯國，也算是降志辱身了。但孔子仍然孜孜以求遊說列國，又算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了。『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公冶長第五）則算是降其志，不辱其身，但孔子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實際上做不到。
2019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