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來，不知是否景氣低谷的關係，或者環保愛鄉土意識逐漸抬頭，我發現整理回收紙箱的人增多起來，年齡層也與之前大不相同，不是行動緩慢的老人，而是身手矯健的青壯年（但應該不是來參加世壯運的選手）。一個顯著的現象是，我們店裡平常會把用過（暫不重複使用）的瓦楞紙箱合折起來，整齊立於店前的牆柱旁邊，不需三十分鐘，就有男子來取走它們，取走紙箱的姿態簡單俐落，如一隻春天裡翻飛的雨燕。於是，我的想像力開始升騰了起來，瓦楞紙箱從不起眼的丟棄物，搖身一變成了實用等價的回收品，這其中的轉變很耐人尋味。
閱讀礒崎純一《龍彥親王航海記：澀澤龍彥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一書，其中有一段描寫甚為有趣。澀澤龍彥（1928-1987）一生中作為上班族的期間並不長，只短暫在新太陽社待過，如同他本人所寫的那樣，這段短暫的社會生活，「實則是彌足珍貴的經歷。在新太陽社工作，讓澀澤接觸到許多文人與藝術家。如小林秀雄（1902--1983）、田中英光（1913--1949）、林房雄（1903--1975）、畫家東鄉青兒（1897—1978）、攝影家林忠彥（1910—1990）……，其中給20歲的澀澤留下最為強烈的印象，便是小說家久生十蘭（1902—1957）了。澀澤回憶指出，他與久生十蘭的初次相遇，大約始於為其幫忙搬家。戰爭時期久生十蘭疏散到千葉縣東北端的銚子（面向太平洋）躲避戰火。1958年入秋，他才終於在鎌倉材木座找得一軒房屋，與妻子一起搬到那裡。新太陽社的總編輯長井壽助非常崇拜久生十蘭的文才，便召集編輯部所有人員前去幫忙搬家。
澀澤龍彥這樣記述久生十蘭搬家時的景象：「當時，還沒有瓦楞紙箱，我們扛在肩上從卡車上卸下來的，都是塞滿書籍的用來裝填柑橘的箱子。數不勝數的柑橘箱子就這樣接連不斷地被堆放在走廊上。」簡而言之，那時候，為擁書自重的讀書人（作家）搬家，的確是一件苦差事：沒有正規厚版的瓦楞紙箱支援，只能拿裝柑橘的紙箱湊合著用，的確是不夠體面和風光。但話說回來，這是無可奈何的局面，在物質匱乏和戰後的年代，有物可用即要謝天謝地了，坦承接受物質條件的局限，也算是一種初衷與回心。
約莫1990年代初期，我們結束賃居天母德行東路小巷一年，準備搬往臨海的八里就與瓦楞紙紙箱打過交道。那時候，我的經濟狀況尚處於清貧階級人士，但粗略盤點藏書還算不少。搬家最害怕裝書與搬書的粗活了。如果事前做好準備，備妥足夠的瓦楞紙箱應對，情況不致於太狼狽。問題是，誰會有辦法一下子，湊齊夠數的瓦楞紙箱，那要佔用很大的空間。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轉往菜市場尋找可能的契機，因為菜市場多得是各種蔬果專用的瓦楞紙箱。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那日黃昏時分，我剛步出公寓後面的街上，就看到一輛改裝過的三輪摩托車緩緩駛來，我旋即揮手攔車下來。駕駛是個身材薄板的老人，看樣子六十出頭。他直問我為何攔車？我看著他的貨車上（目測有十幾個瓦楞紙箱），對他說我搬家需要紙箱，你一個瓦楞紙箱賣多少錢？或許事情來得太突然，老人頓時不知所措（有人攔車買瓦楞紙箱），沉吟了一會兒，他開價一個十元。我快人快語，好，就買十個。臨走前，我遞給了老人300元，就提抱著用紅色塑膠繩綁妥了的瓦楞紙箱，艱難而緩慢地走回賃居的老公寓。
現在，我寄贈書籍給朋友仍然使用瓦楞紙箱，而且是厚實牢靠的那種箱型。我的考量是裝入其中的書籍就不易變形，不怕運送途中遭遇意外和碰撞，收件人打開瓦楞紙箱的時候，都確保取出的書籍完好如初。我想，這是所有愛書人累積下來的寶貴經驗。再舉一例。明目書社黃社長寄給我的訂書（新書與向孔夫子舊書網訂購的絕版舊書），同樣採用具有台灣本土特色的瓦楞紙箱：有台中摩天嶺柑橘專用紙箱，有鹿谷凍頂烏龍茶專用的厚紙箱；總而言之，箱型有大有中，當你用美工刀劃開封在瓦楞紙箱上的膠帶，它們就會不約而同地散發出濃濃的書香。就此而言，瓦楞紙箱不僅運送各種新舊好書，它還涵養著愛書人的新天地。（2025年5月25日）
延伸閱讀：
木木高太郎《人生の阿呆》（創元推理文庫，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