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不是人類最大的錯誤——赫拉利、賈德·戴蒙的盲點與全局
1. 故事開場：多瑙河岸的一個清晨
我記得第一次在人類學期刊上讀到多瑙河流域早期農夫的遺骸分析，那是一個多霧的清晨。研究團隊在河岸挖掘出一具女性骸骨，根據碳十四年代測定，大約距今七千五百年。她的手指細長，脊椎並未明顯變形，膝蓋關節也沒有太多退化的痕跡。與同時代、兩河流域的骨骼相比，這具骨骼的勞損程度竟然出奇地輕微。
這一發現，像一個不起眼的石子，落進了我腦海裡「農業革命＝痛苦陷阱」的池塘裡，激起層層漣漪。
過去二十年，從赫拉利的《人類大歷史》，以及之前賈德·戴蒙的《槍砲、病菌與鋼鐵》，「農業革命是人類史上最大的錯誤」已成為全球科普書壇的顯學。但書中最動人的段落，往往引用的是西亞、北非那些骨骼彎曲、牙齒壞死、營養不良的古農夫。似乎只要選擇種田，人類就必然墮入權力結構、階級壓迫、營養惡化的深淵。
但，多瑙河的晨霧裡，那具骨骼在提醒我：我們真的看見全局了嗎？
2. 主流敘事的根基與盲點
赫拉利和賈德·戴蒙的敘事並不是無的放矢。他們基於紮實的考古、骨骼病理學證據，證明早期農業社會，至少在兩河流域、埃及、黎凡特這些區域，的確帶來了勞動加劇、營養單一、健康惡化和社會分層。
這套「農業陷阱」說幾乎成為近代主流科普史學的黃金法則。它的說服力來自大量對比：打獵採集者的生活多變、飲食均衡、工時較短，而農業社會則需要「日以繼夜」地彎腰勞作，糧食更容易受天災人禍影響，並由此催生國家、官僚、宗教與階級壓迫。
然而，這一敘事有一個潛在的「抽樣偏誤」：它過度依賴國家權力早熟集中、人口稠密、農業規模化的區域。
當我們把眼光轉向多瑙河流域、中國長江下游、東南亞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印尼蘇門答臘島等「非典型文明區」，你會發現，農業革命的後果其實非常多元。
3. 沒有國家暴力的農夫：多瑙河、長江與大島
考古學家在多瑙河流域發現，約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500年，「維納斯文明」或「舊歐洲文明」的農夫，普遍居住在分散、無城牆的小型聚落。人骨顯示生活壓力與飢荒痕跡有限，男女營養差異不明顯，勞損指數遠低於同期的兩河流域。
類似情形也出現在長江流域的河姆渡、馬家浜、良渚等遺址。這些農業村落的居民，骨骼勞損並不嚴重，飲食組成多樣（米、魚、野菜、禽類），幾乎沒有大型權力中心或軍事暴力的痕跡。
同一時期的印尼島嶼、菲律賓、北溝河（中國西南）等地，農業起源於家戶為主的小規模協作，缺乏中央權威，貧富與性別差距也不明顯。
這些「非主流農業區」的證據顯示，農夫的苦難、營養惡化、勞動壓榨，未必是農業本身的宿命，而更多來自國家暴力與集權結構的誕生。
農業革命不是「一刀切」的劇變，而是數千年裡多種選擇、氣候變遷與人口壓力下的結果。
4. 農業革命的不得已與多樣性
人類為什麼放棄自由的打獵、採集生活，選擇進入種田的勞碌？
這個問題自從成為學術與大眾熱議後，有太多簡化的答案。赫拉利、戴蒙、Pinker等人將之歸因於「人類走錯路」，甚至將農業稱為「騙局」或「陷阱」。但這種說法過於浪漫，忽略了幾個現實：
- 氣候變遷：
從公元前一萬年至今，全球經歷多次乾涸、冷涼、間歇濕潤等氣候劇變，許多豐富資源帶逐漸消失。人類「選擇」農業，其實很多時候是「別無選擇」的適應。 - 人口壓力：
打獵採集能養活的人口有限，當人口增長，原野資源被瓜分殆盡，社會只能逐步轉向定居、耕種，否則就會出現衝突或大規模遷徙。 - 技術進步：
火耕、簡單灌溉、馴化家畜與植物等，讓農業逐步「可行」，但早期農業多與狩獵採集並存，直到人類發現能靠種田穩定養活家人，才真正普及。 - 生活偏好與自由意志：
在許多氣候適宜、資源豐富的區域，農業社會可以保持分散自治的生活方式，沒有國家暴力與重稅，農夫一樣能過得自由、有尊嚴。
所以，農業不是人類「天真的選擇」或「愚蠢的犯錯」，而是在生存壓力下的多元適應。
只有在國家機器出現、資源徵收強化後，才演變成中央集權下農夫被剝奪自由、健康惡化的現象。
5. 集權國家與農業「苦難敘事」的誤解
現有農業「痛苦」論者，多半舉出兩河流域、埃及、古中國北方等中央集權型社會作為典型。但這是「放大了苦難、忽略了多元」的敘事。
- 骨骼勞損與社會結構的關係：
考古顯示，骨骼病理（如椎間盤突出、骨折、營養不良）明顯和國家暴力、強制徵糧、重複勞作有關。在小型村落、分散型社會，這類傷害顯著減少。 - 性別、貧富差距：
集權國家出現後，男性勞動壓力極大，女性更易營養失衡、兒童死亡率上升。反之，沒有國家集權時期，這些差距極小。 - 生活型態的自主性：
小型農村社會普遍自給自足，能兼作漁獵、採集與耕種，居民有調配工作與飲食的彈性。直到「國家」出現，大規模公共工程、軍事防禦與稅收剝奪，農民才真正陷入「種田是苦差事」的命運。
這些證據提醒我們，赫拉利與賈德·戴蒙看到的「農夫之苦」，很大程度是國家結構的副產品，不是農業本身的必然後果。
6. 從歷史全局看「農業選擇」：不可逆的現實與文明的多樣性
回到根本的問題：人類選擇農業，是錯誤嗎？
若我們用「今天」的知識、自由觀念去審視遠古人類的選擇，很容易產生道德化的錯覺。事實上，大部分人類群體，是被環境、人口、技術逐步推向農業的。這不是誰「決定」要定居種田，而是逐漸發現：唯有農業，才能維持基本的家庭安全感、讓更多人得以存活。
沒有國家壓榨的小型農業社會，其實保有許多自主與幸福的可能。即使如此，當人口擴張、資源競爭加劇，「國家」幾乎無可避免地出現，歷史的悖論也因此浮現：
- 沒有農業，就沒有文明、城市、書寫、科技與長期穩定；
- 但農業一旦走上集權，痛苦與不平等又成為文明的陰影。
農業不是人類最大的錯誤，而是複雜選擇下的必經之路。
我們的錯，或許只是對歷史全局缺乏理解，把部分經驗當成普遍真理，把個別文明的失敗歸咎於全人類的命運。
7. 結語：看見多元，理解自己
人類不曾有完美選擇，只有在有限條件下的折衷與調適。
農業不是陷阱，也不是救贖，而是每個社會在氣候、技術、人口、權力結構下的「共同進化」。
理解這點，我們才能從苦難的敘事中跳脫出來，看見多元的人類歷史，看見那些自由、彈性、幸福的農業社會，也能坦然面對我們文明的遺憾與矛盾。
所以，請不要再說「選擇農業是人類最大的錯誤」。那不是錯，而是一段需要被理解、而非被定罪的歷史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