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直播熱潮下的司法隱憂
2025年6月，民眾黨立委黃國昌推動的《法院組織法》修法草案二讀通過，允許被告申請法庭直播，試圖以公開透明提升司法信任。然而，黃國昌質詢播放「偵訊音檔示範帶」事件，卻被法官協會批為惡意剪輯，凸顯直播可能扭曲司法程序的風險。許多關心台灣法治的公民認為法庭直播的透明化理想雖具吸引力，但其對隱私、證人、司法公信力及公民社會的負面影響，在現階段配套不足下遠大於利。本文參考歐美經驗，分析直播弊端，並探討其對2026年選舉的影響。
背景：從公開審理到直播爭議
台灣法院長期採公開審理，民眾可旁聽，但受空間限制，參與有限。2025年5月，黃國昌提案法庭直播，主張數位平台讓公眾即時觀看，降低冤案風險。然而，其6月質詢播放模擬「偵訊音檔示範帶」，遭法官協會批為斷章取義，扭曲法庭活動，引發「直播成秀場」跟 「腳尾飯 2.0」疑慮。刑事法學會警告，此舉損害無罪推定原則，恐加劇司法危機。
歐美國家對法庭直播態度謹慎。美國聯邦法院禁止直播，州法院嚴格規範；英國以錄播為主，保護隱私；德國僅允許宣判錄音，杜絕戲劇化。台灣提案缺乏配套（如藐視法庭罪），與歐美謹慎做法相悖，風險不容忽視。
直播的弊端：司法與公民社會的雙重挑戰
隱私侵害：個資暴露
民事與家事案件涉及戶籍、財產、營業秘密，直播無即時遮蔽機制，將敏感資訊全公開。國外法醫學會曾警告，直播加劇濫訴與個資外洩風險。德國1960年代電視報導（如Baader-Meinhof案）曝光被告家屬，遭公眾騷擾，違反歐洲人權公約隱私權，迫使德國全面禁止直播。
證人壓力：真相受阻
直播加劇證人心理負擔，尤對性侵、家暴受害者影響大。美國O.J. Simpson案（1995）直播，證人因曝光遭恐嚇，證詞可信度下降。《哈佛法學評論》（1996）研究顯示，直播降低陪審團對證人的信任。刑事法學會指出，台灣若開放直播，證人出庭意願恐降，損害真相呈現。
司法公信力：剪輯扭曲
黃國昌播放音檔事件凸顯惡意剪輯風險。法官協會批其「拼湊片段，誤導公眾」，類似美國2021年Derek Chauvin案，直播片段遭社媒放大，引發暴動，公眾質疑法院公正性。英國2019年錄播片段遭BBC剪輯，誇大法官爭執，削弱司法專業形象。台灣若無相關配套制定相關妨害司法罪可起訴，導致無法懲治濫用，公信力危機則會加劇。
法庭戲劇化：尊嚴淪喪
直播將法庭變「秀場」，媒體聚焦爭議片段，部分嚴重議題則有可能淪為娛樂。如美國O.J.案吸引2億觀眾，但CNN報導聚焦種族爭議，忽略案件本質。英國脫歐案件錄播後，社媒攻擊法官，損法庭尊嚴。台灣頻寬與伺服器穩定性未經測試，直播斷線或畫質不佳也恐進一步傷害形象。
公民社會影響：信任與分化的危機
直播對公民社會影響深遠。首先，黃國昌事件加劇公眾對司法的誤解，2024年遠見雜誌調查顯示，僅42%民眾信任司法，直播亂象恐進一步削弱信心。其次，爭議案件直播（如貪腐、性侵）易引發社媒對立，類似美國Chauvin案，激化族群衝突，加劇社會分化。德國Baader-Meinhof案報導激化左翼與保守派對立，損公民共識。最後，證人不出庭與真相受阻，限制公民追求正義的權利，動搖民主基石。
直播的優勢：有限的透明化
直播可增進透明度，讓偏遠地區民眾參與法庭，提升法治教育。英國2005年最高法院錄播，促進公眾了解司法。然而，台灣現行公開審理與錄播已部分實現透明，直播的邊際效益有限，風險卻遠超預期。
謹慎邁向司法透明
法庭直播的透明化理想令人嚮往，但隱私侵害、證人壓力、公信力危機與公民社會分化，使其弊大於利。黃國昌音檔事件暴露的剪輯亂象，與歐美式直播（如O.J.案）的教訓，警示台灣需謹慎。作為台灣人，我們期待透明司法，但更需確保公正不被直播鎂光燈扭曲。建議未來應以錄播試行、完善配套法規為先，在公開與尊嚴間找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