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淨零碳排已成為全球共識的當下，「智慧城市」被視為實現永續轉型的重要平台。然而，我們是否真正理解智慧城市實驗對城市治理機制的深遠影響？尤其在建築能效這個棘手領域，這些看似高科技的實驗，究竟能不能改變現行制度，帶來真正的結構性創新？
本文以瑞典一座被譽為「最具氣候智慧城市」的案例研究為基礎，從智慧電網等技術介入切入，探討智慧城市實驗如何與既有治理邏輯互動，甚至重構我們理解「節能」與「治理」的方式。
建築能效為何難以治理？
建築能源消耗一直是都市永續治理的難題，主因不只是技術，而是「誘因結構錯置（split incentives）」。例如：建商負責施工、業主負責管理、住戶負責繳費，節能投資的成本與回報往往分散在不同利害關係人手中，造成治理推動的斷鏈。因此，多數政府選擇透過法規加以規範，例如歐盟的《建築能源效能指令》（EPBD），強制要求新建築物達到近乎零耗能（nZEB）標準。但問題在於：這種技術導向的標準化方式，常常忽略使用者行為、能源動態與地方制度等多重因素。
智慧電網：技術轉型還是治理裂縫？
以智慧電網為例，這項技術允許用電端根據供給狀況自動調整需求，進而提高再生能源的整體使用比例。理論上，它能補足傳統建築節能政策的盲點，並解決高再生滲透率所帶來的電網穩定問題。
然而，研究顯示，這些技術在現實中運作時，往往必須「與現有治理制度競合」。例如：
- ⚠️ 建築若已達到超高能效標準，能源公司可能無法再從熱能供應獲利，造成與強制接入區域供熱政策的衝突。
- ⚠️ 地方政府透過土地使用審查推動綠建築，但智慧電網導入由國家能源部門主導，兩者缺乏橫向協調機制。
- ⚠️ 智慧系統強調動態管理，但傳統法規（如EPBD）只強調靜態標準，不利於彈性策略的發展。
這些例子顯示，智慧技術雖然帶來新的潛能，但也挑戰既有的政策邏輯與組織邊界。
智慧城市實驗，能否催生新的治理型態？
真正關鍵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智慧城市實驗如何「制度化」其成果。研究指出，若要讓智慧建築實驗成為治理常規，至少需跨越以下三道門檻：
1. 政策整合的可行性
實驗成果若無法嵌入地方與國家政策架構，就容易淪為短期計畫。需建立橫向（部門）與縱向（政府層級）對話平台。
2. 治理彈性的提升
傳統建築法規過於僵化，不利於即時調整與學習。應朝「行為導向」或「動態標準」演進，例如允許以實際節能表現取代單一技術指標。
3. 能源事業角色的重構
能源供應商不應只是售電單位，更應轉型為節能服務提供者，主動參與建築能源調節的治理網絡。
我的觀點：讓實驗成為制度，而非永遠只是實驗
智慧城市不能只是展示科技應用的舞台，更應是政策創新的試煉場。從建築能源治理的角度來看，智慧電網與建築能效政策的整合不應是競爭關係，而是需要制度設計與治理邏輯同步創新。
這項研究點出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我們很擅長做「專案」，卻不擅長讓「專案成為制度」。若智慧城市實驗總是停留在測試、展示與短期合作階段，那麼所謂的創新，只會永遠停留在原地打轉。
📌 思考時間：從實驗到制度，智慧城市治理的3項轉型建議
✅ 重構角色關係：把能源事業單位納入地方治理網絡，與建商、政府、使用者共同參與規劃。
✅ 設計具備制度轉譯力的實驗：每個試驗專案都應思考其「政策落地的路徑與門檻」。
✅ 強化治理學習機制：建立跨部門、跨層級的回饋機制，讓實驗不只是技術測試，更是政策制度的預演平台。
在建築節能與能源轉型的交會點上，智慧城市不該只是更高效的科技集合，而應是更靈活、更具包容性的治理實驗場。是否能從一次次實驗中提煉出能夠制度化的經驗與模式，將決定智慧城市是否真能啟動未來城市的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