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說，科幻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的是時代的理性與想像力。在華人世界，若提起科幻文學的代表作，許多人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三體》、《流浪地球》，這些作品宏大、莊嚴，承載著國族未來、科技自強的願景。然而，當我回頭翻閱倪匡筆下的衛斯理系列時，卻感受到一種久違的自由與野性——那不是一種服膺於政策、為國家唱讚歌的科幻，而是一種對未知世界的異想天開與本土神話的科學轉譯。
倪匡的小說也許稱不上嚴謹，甚至可以說荒唐。他可以三頁就引入一個外星人，五頁內讓一件古董背後牽涉宇宙陰謀，下一章突然神祕失蹤的友人變成高維存在。可就是這種「什麼都能扯到外星人」的寫法，反而讓他的作品保有了一種不拘一格的奇異魅力。在他的筆下，「蠱」不是巫術而是病毒試驗、「降頭」是人腦潛能的電磁操控、「聚寶盆」則是一種立體太陽能金屬複製裝置。這不是純正的科學推理，也不是正統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種混血的幻想實驗室，一種讓神秘現象從迷信走向想像力的中間地帶。
這樣的寫作態度，幾乎在今天的華文創作圈中絕跡。當今的華人小說市場，已經被分類機制劃分得泾渭分明——玄幻就是打寶升級飛升、仙俠就是渡劫成神、科幻就是太空殖民與人工智能。神話與科技之間的橋樑被抽離了，想像被專業化，創作被類型化。而網文平台的演算法與流量機制，更讓這種僵化變成了標準。讀者期待的是爽文，平台要求的是標籤，創作者被迫在流派的圍欄中來回奔跑，很少有人有勇氣再做像倪匡那樣荒誕而不設限的嘗試。
更嚴峻的是政治導向所帶來的「科幻正統化」。一部作品如果希望在大陸獲得推廣與資源支持，它往往要承載某種「國家科技願景」的意圖，最好能與航天、AI、綠能、太空軍結合——於是我們看到《三體》被塑造成中國硬科幻的旗幟，《流浪地球》成為新時代「命運共同體」的銀幕寓言。但這樣的作品，雖然技術上成熟，視覺上震撼，卻常常失去了某種文化根層的詭異與在地神秘。
倪匡的可貴，不只是他敢寫，也不在於他寫得有多好，而在於他曾經讓我們看見一條未被走完的路。一條將「中國人的靈異、怪談、巫術、民間信仰」轉化為科學假設的敘事管道。他讓「成仙」變成高維生命的演化、「借屍還魂」變成意識重置技術、「鬼上身」是腦波控制的錯頻。他寫的不是未來中國如何偉大，也不是地球怎樣倖存，而是我們的世界本來就很奇怪——奇怪到值得科學重新打量、值得幻想重新敘述。
對比之下，日本與歐美的創作反而更常保有這種融合意識。在那裡，「神祇」可以是量子存在、「喪屍」是病毒突變的社會寓言、「妖怪」是記憶投射的心理裝置、「惡靈」是資訊殘留的系統錯誤。他們的文化從未將神話與科技切割為對立兩端，而是允許幻想存在於科技語言的夾縫中。而我們呢？我們有那麼多獨一無二的民俗素材，卻寧願複製歐美太空歌劇或日本科幻動畫等級的設定，也不肯讓古老的恐懼與願望穿上科學的外衣再活一次。
倪匡不是完美的科幻作家，但他是「華人幻想的雜交型先鋒」。他不問世界觀多嚴謹，不管敘事邏輯是否自洽，他的小說就像民間巫師的手札，胡亂拼湊，但總讓人覺得「或許是真的」。今天的科幻小說很少給人這種感覺。
我們懷念倪匡，不是因為他是科幻正統，而是因為他讓我們看見：科幻曾經可以不那麼正統。
如果說《三體》是中國科技理性的高塔，那麼衛斯理系列就是那間被遺忘的小廟，香火雖微，卻總讓人在夜裡想起——宇宙未必只有一種解釋方式，未知的世界，也許依然允許我們用科學的筆觸，去重新書寫神話的臉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