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在法國大革命後,其形象持續被左右派系解讀與「負面化」,這場關於他的論戰深植於對「革命」概念本身的詮釋。自熱月政變以來,針對羅伯斯比爾的負面論述一直是主流且極具影響力,其內容隨時代不斷調整。儘管對羅伯斯比爾的厭惡主要來自右翼,但左翼內部也存在反羅伯斯比爾的傳統,助長了他的負面傳說。

1. 敵對敘事:
「共和派」傳統:
米敘萊(Michelet)將羅伯斯比爾描繪為「教士」、「宗教裁判官」、「最高存在的新宗教教宗」,一個嫉妒、小氣且拘謹的人。基內(Quinet)和奧拉爾(Aulard)延續此說,稱他為「最高存在的教宗」,並認為他本質上是君主主義者而非共和派,因投機而支持共和,其社會主張僅為權力假象。帕特里斯·蓋尼菲(Patrice Gueniffey)也延續了這種將羅伯斯比爾視為「投機分子」的解釋。
「布朗基」主義傳統:
奧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認為羅伯斯比爾並非革命者,而是資產階級秩序的維護者,因其維護宗教並鎮壓去基督教化者。他認為埃貝爾派(Hébertistes)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法國共產黨曾短暫採納此觀點,將羅伯斯比爾視為「有產階級意志的執行者」,鎮壓無套褲漢和埃貝爾派等無產階級代表。丹尼爾·蓋林(Daniel Guérin)和早期阿爾貝·索布爾(Albert Soboul)也認為羅伯斯比爾是熱月反動的先驅,並未帶來真正的社會革命。
2. 反效果敘事:
透過扭曲羅伯斯比爾的正面形象,使其轉化為負面。
「聖人」形象:
19世紀早期,共和派與社會主義者曾努力將羅伯斯比爾塑造成「共和派聖人」,象徵「原則、美德與盧梭主義」者。然而,負面傳說將其優點變成缺點:他對原則的獻身變成了冷酷、計算、不人道、教條與盲目,如伊波利特·泰納(Hippolyte Taine)筆下所描繪。他還被視為官僚、雅各賓主義的代表,最終導致「極權」主義的先驅。他的盧梭主義者形象也被解讀為恐怖統治的根源,即盲目應用普遍意志侵犯個人權利。
「獨裁者」形象:
拉爾夫·科恩戈爾德(Ralph Korngold)將羅伯斯比爾稱為「現代獨裁者之首」,視其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先驅。阿爾貝·馬蒂耶茲(Albert Mathiez)曾將布爾什維克主義與雅各賓主義類比為「兩種階級專政」。儘管馬蒂耶茲主要指立法權的獨裁,但他也在後期文本中提到了「一個政黨或一個階級的獨裁」,受列寧主義影響。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和阿爾貝·索布爾強化了「資產階級獨裁」的解釋,認為羅伯斯比爾透過公安委員會控制人民運動以服務資產階級革命。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則據此在革命政府中尋找史達林主義的預兆。
3. 「博物館」化敘事:
將羅伯斯比爾定位為一位光榮但思想已過時的歷史人物。
饒勒斯(Jaurès)對羅伯斯比爾有雙重看法:
一方面讚揚其為偉大且有遠見的政治家;另一方面,從歷史角度看,其思想「貧乏」,僅限於一種政治主權但經濟停滯的小農小資產階級民主,不理解社會主義的財富、美麗和快樂的奇妙生命力。饒勒斯認為羅伯斯比爾的理想是「倒退的」或「烏托邦式的」,與現代工業發展不相容。
標準馬克思主義敘事:
喬治·勒費弗爾、讓·馬森(Jean Massin)、讓·波佩倫(Jean Poperen)和阿爾貝·索布爾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持類似觀點。儘管對羅伯斯比爾抱持好感,他們普遍認為羅伯斯比爾的政治行動受到「資產階級革命」的限制,他對「經濟社會」議題漠不關心,缺乏經濟知識,無法理解時代的社會經濟現實,受困於「雅各賓主義的矛盾」。因此,羅伯斯比爾被認為對理解工業化世界或建構與「現代性」相容的政治計畫毫無助益,他被描繪為一個迷失在萌芽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古羅馬人」。
羅伯斯比爾的負面傳說盛行,對他思想的貶低,模糊了他政治計畫的真實理解。羅伯斯比爾並未譴責私有財產,也不主張完全市場化。相反,他基於《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的原則,譴責了財產所有者無限的自由,並主張維持生存的必需品應被視為「社會共同財產」,由共和國進行政治控制,而非完全交由市場決定。這種批判資本主義的「人民政治經濟學」計畫,在左翼被認為過時,在右翼則被冠以「恐怖統治」之名而貶低。儘管如此,羅伯斯比爾的形象及其所代表的共和理念仍存續至今,引發的熱情證明其影響力。
參考書目: Bosc, Yannick. “Robespierre, la gauche et la fabrique du négatif”. Mémoir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édité par Anne de Mathan.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