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厘頭語言的起點，從90年代賭片看香港的階級文化與文化政治背景。
1989 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宣佈八年後的「1997年」香港正式回歸中國，至此之後，這座「東方之珠」像是被掛在半空中，儘管沒有墜落，但任誰都知道「著陸」的瞬間必將到來。
那是一種詭譎的雙重狀態：經濟仍然快速成長、金融炒股依舊熱絡、地產價格飆升、歌照唱、舞照跳、馬照跑、不夜城的生活充滿煙火氣，然而政治陰影無處不在，從報章評論到茶餐廳閒聊，隱約滲出一種集體的擔憂——我們的未來到底屬於誰？同時，大陸的改革開放使大批中國內地的新移民湧入香港，對香港本地人而言，他們既是勞動力與新血，也可能是競爭對手與秩序挑戰者；這種矛盾情緒無法在政治討論中直言，卻透過影像、笑話與虛構故事釋放。
九〇年代初的「賭片熱潮」正是在這種氛圍中誕生的，賭局作為敘事核心，不只是娛樂手段，更帶有命運隱喻。
🆓影視劇照及海報（引用於TMDB）著作權屬於該片出品方、經銷商或設計人
1️⃣《賭聖》草根神話與新移民烏托邦
《賭聖》：草根神話與新移民的烏托邦
1990 年《賭聖》上檔即出圈！星爺飾演的左頌星（周星祖），從中國鄉下闖進香港，衣著土氣、舉止笨拙，像一張白紙對香港都會的商業潛規則一無所知；唯一的「外掛」就是他那個能透視一切的特異功能——在高風險、高賭注的賭場，這能力直接變成顛覆既有秩序的武器。
🎬阿星的形象，
在九〇年代香港電影裡是鮮明的文化寓言之一：
- 他者形象：外地來、沒文化、不懂都市規矩。
- 英雄翻轉：憑著「異能」打破原有遊戲規則，甚至贏過被視為頂點的港人菁英。
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香港商業電影中的香港印象》就指出，九〇年代的港片很愛用「都市空間 vs. 外來人物」的對立來劃出文化邊界；《賭聖》裡的阿星就是典型的「外來者闖入都市秩序」故事，只是星爺的無厘頭荒誕，讓原本可能很尖銳的身份衝突，被化成笑點和玩笑，觀眾笑得很放鬆，卻又能隱約感受到那份格格不入。
對當時的新移民觀眾來說《賭聖》像是一部草根烏托邦，銀幕上，他們不再只是背景板或路人甲，而能憑天賦翻身成主角；對本地觀眾來說，這種逆襲故事有新鮮感，但又有安全距離，因為它發生在電影世界，不會真影響現實秩序。
Buff疊加，使《賭聖》這匹黑馬直接衝到當年票房冠軍，周星馳與吳孟達，這對黃金搭檔也從這部作品開始封神，成為票房保證。
2️《賭俠》菁英敘事的回收與邊緣化
《賭聖》賣座後，「賭片正宗」的永盛電影及王晶導演便邀請周星馳加入《賭俠》演出，連「三叔」吳孟達也一併挪用，但由於出品片廠不同，星爺原本飾演的「左頌星」改名為「周星祖」，雖然仍延續了特異功能設定，但角色地位明顯降低。
《賭俠》的主線英雄是劉德華飾演的小刀，他冷靜、精於計算、判斷準確，並擁有行動的正當性與決策權；阿星反而淪為助手，雖然仍有超能力，卻更多是「無厘頭」喜劇的來源，而非推動主線的核心力量。
🎬文化意涵：
這個轉變背後有著鮮明的符號：阿星變成了「不穩定但可利用」的邊緣人，他的存在有助於故事的娛樂性，也能在關鍵時刻幫忙，但最終的主導權與英雄光環必須歸還給本地菁英角色。
🎬社會隱喻：
《賭俠》像是一種現實態度的藝術化：香港社會可以接受新移民的存在，甚至在某些領域加以利用，但不會輕易將敘事主導權交到他們手中。
主流電影製作的《賭俠》是對《賭聖》草根神話的收編，也是一種對現實階級結構的重申。
3️⃣笑的政治：無厘頭的兩種命運
星爺的「無厘頭」是一種極具辨識度的表演語言，它既荒謬又帶著暗喻，在《賭聖》與《賭俠》中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政治功能。
🎬《賭聖》：
- 笑是一種草根對抗菁英的武器、
- 笑點來自外來者打破常規的反差與逆襲、
- 人物設定是對階級邊界的直接挑釁。
🎬《賭俠》：
- 笑被體制化，成為主線的配菜、
- 笑點用來緩衝緊張情節與娛樂觀眾，
- 草根英雄不再威脅敘事結構。
笑的對象不同，意味著權力結構的再分配！
當新移民被觀眾笑時，他們的地位往往固定在被調侃的位置；當他們能與觀眾一起笑菁英時，那才是挑戰既有秩序的時刻。
九〇年代初，港人面對移民潮的焦慮，部分被轉化成電影裡「可笑的」角色，這種笑既是消解，也是隔離——笑完之後，地位依舊不變！
4️⃣從賭桌看香港：命運、權力與身份
將九〇年代的「賭片熱」放在歷史背景中觀察，可以看出至少三層潛台詞：
- 命運不可控：
九七前的政治前景像一場未揭底牌的賭局，任何人都無法確定結局。 - 賭作隱喻：
輸贏往往取決於偶然性，這與香港未來的走向形成對照。 - 雙重形象：
新移民既被視為潛在威脅，也是一種可被利用的資源。
《賭聖》呈現了庶民逆襲的草根神話，而《賭俠》則像是體制自我修復的回應，將這種幻想重新包裝在安全的框架內。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中就指出，香港人的身份一直處於夾縫之中，既非典型殖民地人，也不完全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阿星這個角色，正好把這種身份模糊與遊走的狀態戲劇化，讓觀眾在笑聲中面對無解的問題。
🔢結論：一場輸在時代的笑局
如果說《賭聖》為新移民構築了一個電影世界裡的短暫烏托邦，那麼《賭俠》便是提醒觀眾「體制的修正能力極強」，敘事權終將回到既有權力結構的手中。
星爺的笑聲成了香港在九七前身份焦慮的自我療癒方式——它是一種緩衝，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壓抑。
兩部賭片角色地位的消長，並不只是商業考量或劇情設計，更是九〇年代初香港社會心態的縮影——誰能掌控命運、誰能當主角，最終並非由牌桌上的技巧決定，而是由更龐大的時代力量洗牌。
🎃以上，
只是開場的暖局，真正的重頭戲——星爺電影宇宙九〇年代賭片系列——才正要開始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