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的文章，在十年後看到卡謬找到了共鳴與答案。
卡繆的三本荒謬之書，各自以震撼的句子結尾。
在《卡利古拉》裡，權力走到極致，皇帝仍然高喊：「我仍然活著！」在《異鄉人》中，默爾索走向刑場，仍祈望有群眾咆哮，給他最後的陪伴。
而在《薛西弗斯的神話》，卡繆輕描淡寫卻最為深沉地說：應該「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三個結尾，其實都是人面對荒謬、無解與終結時的姿態：
— 不屈的存在感。
— 渴望的共鳴。
— 以及自我想像的和解。
若把這些與中國文人、佛教菩薩的精神放在一起對照，就出現了奇妙的呼應。
豐子愷在文化大革命被師生批鬥至黃埔江邊時，仍能跪下，對著翻湧的浪花說：「我今生真是有幸來到黃埔江上洗把臉！」
這是一種瀟灑，是把羞辱轉化為風景，把死亡邊緣化為生活的詩意。
而佛教裡，地藏王立下「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宏願，觀世音則以聞聲救苦為職志。這些不僅是慈悲，更是一種對荒謬世界的回應：
即使無窮無盡的苦難存在，我仍選擇留下來，承擔，守護。
卡繆說「活著」是荒謬中的吶喊；菩薩則說「地獄不空我不走」是慈悲中的承諾。豐子愷則把這種處境，轉化為生活的幽默與淡然。
那麼，當人生面對困境低潮，我們是否必須像菩薩那般豪情壯志？或能否像豐子愷那樣瀟灑漂亮？
也許答案就在卡繆的提醒裡：我們能夠「想像」——
想像荒謬裡仍有快樂，
想像困境裡仍有風景，
想像生命在最不堪時仍能有美感。
生活的品味，不在於外在環境，而在於心境的轉化。
心境若能安定，荒謬與苦難也就化為意境。
很難嗎？
試著去「想像」。
因為在想像裡，我們既不否認荒謬，也不放棄自由，反而能創造出一種近乎藝術、近乎慈悲的生活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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