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的 亞洲動保大會（Asia for Animals Conference, AfA） 首次在台灣舉辦，在三天的議程中，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NGO、政府代表與企業倡議者齊聚一堂，討論跨物種的處境與行動。我連續參加三天，並帶著研究動物議題教育的眼光去觀察，發現一個貫穿全場的關鍵字「Collaboration（合作）」。
有趣的是，在現場口譯時，這個字被翻譯成「合作的藝術」。這個翻譯，正好成為我三日觀察的核心。因為台灣正面臨流浪動物零撲殺的矛盾、鯨豚圈養的困境、政黨與民意的落差.....，我看到的是「合作是一門需要長期經營的藝術」，而非僅是單純短暫的共識。
Day 1：零撲殺的矛盾
大會第一天，賴清德總統親自出席並致詞，強調台灣已達到「零撲殺、零安樂」，視之為尊重生命的展現。然而，這段發言立刻在社群媒體引發爭議，許多人及動團皆指出， 「零撲殺」和「零安樂」其實不是同一件事：
- 零撲殺：指收容所不再因為空間不足而隨意處死犬貓，屬於制度上的進步。
- 安樂死：在動物病痛或無法改善的情況下，仍是動物福祉的必要選項。
將兩者混為一談，容易造成誤解，甚至誤導民眾以為「任何安樂死」都是殘忍行為。
現實是在2017年施行零撲殺政策下，許多收容所爆滿，動物的生活品質大打折扣；這究竟是尊重生命，還是為動物帶來另一種形式的困境？
這讓我想到「合作的藝術」的重要性；這些利害關係人，如政策的制定者、收容所第一線人員、動保團體與社區，甚至是每個台灣公民，都必須一起面對問題，而不是各自為政。
Day 2：圈養的困境與倡議的侷限
第二天，我參加了「野生動物利害關係人」的場次。台灣在 2024 年通過禁止鯨豚表演的法案，這是動保的重要進展，但問題沒有因此解決，因為鯨豚仍被圈養在狹小的水池中，無法展現天性，業者又缺乏經費改善環境。於是有NGO提問：「那接下來，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讓我想起前一天在「娛樂產業中的動物」，關於泰國老虎廟的案例；當年在NGO與媒體的壓力下，老虎廟被迫關閉，但後續老虎的安置卻成了新的難題，因為安置的空間不足，老虎並沒有過的比安置前要好。
講者 Tanya Erzinclioglu 語重心長地指出：動保團體的倡議固然重要，但若缺乏長遠規劃，動物依舊會陷入困境，甚至可能因對抗型倡議而導致更糟的結果。
這也再次印證「合作」不應只是口號，而是要共同承擔後續責任；不論政府、業者、NGO、學界和社會大眾，都必須在不同的立場裡找到協商與妥協的方式。
Day 3：政治的承擔與教育的缺位
大會最後一天的「動物與政黨」，邀請了民進黨、國民黨、民眾黨的立委同台，談論推動動保法案的經驗，這樣的場景在台灣並不常見，因為動物保護往往被邊緣化於政治之外。
立委們檢討立法推動的失敗，多半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因為人民缺乏共識，因此，他們一致強調「資訊溝通」的重要性，即沒有社會理解，就沒有立法基礎。
然而，這三天下來，我注意到一個弔詭現象：
- 幾乎所有人：如學者、NGO、政治人物，都在強調「教育的重要性」。
- 但真正的教育場次，在整個大會中卻只有70分鐘，顯得格外地小眾。
此現象呼應我長期的關注：
動物教育往往被期待承擔很多，但在現實資源配置中，卻最為薄弱。
此外，這也讓我想到，若要在學校推展動物保護教育，其實會面臨一個根本的難題，即
學科本質的差異，如：
- 在自然科學，動物可能只是生態或演化的一環
- 在社會科，則是法律、政策或社會議題
- 在語文與藝術，則成為文化象徵或文學隱喻
所以，我認為，雖然教育的潛力很大，但若未清楚定位與跨學科合作，動物往往仍舊處於被邊緣化的位置。
總結：合作 × 教育
三天的 AfA 會議，讓我看到動物保護的三重困境：
- 理念與政策的落差（零撲殺 vs. 收容爆籠）
- 倡議與後續責任的斷裂（禁止表演 vs. 鯨豚安置）
- 制度與社會認知的差距（政黨推動 vs. 民眾共識不足）
這些困境，最終都指向同一個答案：合作的藝術。
我認為，合作不是指跨國、跨組織或跨政黨達到共識即可，而是更需要建立在以 教育所奠基的社會共識上；如果沒有教育去打開社會理解，那麼合作將失去民意基礎。
因此，我相信動物保護的未來，不只是合作的藝術，更是教育的藝術。這也是我一路以來堅持、並將持續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