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我終於讀完《狼性時代：第三帝國餘波中的德國與德國人1945-1955》（36萬字）了，一種微妙的想法湧上了心頭。
我認為，把幾本主題相關的書籍一併閱讀是很有意義的（也算基礎前置的歷史學識），因為它又能強化歷史體驗和連續性：「德」維克多．克萊普勒《第三帝國的語言：一個語文學者的筆記》（商務印書館，2013-9）、亞歷山大．米切利希、瑪格麗特．米切利希《無力悲傷：集體行為的原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9-1）、「德」哈拉爾德．耶納《狼性時代：第三帝國餘波中的德國與德國人1945-195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4-1）、阿多諾論筆選《奧斯維辛之後》（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5）、「英」瑪麗．弗爾布魯克《大清算：納粹迫害的遺產與對正義的追尋》（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5-1）
說到阿多諾的名言：如果繼奧斯維辛之後，寫詩都是殘忍的話，那又能如何說話呢？就我印象所及，日本評論家們經常借用「奧斯維辛之後」的前綴，來開展和回應這類的問題。在此，如果我們藉此延伸其義的話，是否能激勵起台灣作家投入「二二八事件之後」、「50年代白色恐怖之後」嚴肅的歷史思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