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美國總統川普與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共同宣布，要在美國威斯康辛州蓋一座 LCD 面板廠，承諾創造 13,000 個工作機會、投入 100 億美元。這個計劃被川普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還換來美國政府高達 45 億美元的補貼。
然而幾年後，富士康實際投資僅 6.72 億美元，不到承諾的 7%；就業數量也只有 1,454 個，遠低於最初喊出的數字。
是富士康欺瞞美國，還是美國人選擇相信這場幻夢？為何富士康在 OLED 逐步取代 LCD 的情況下，仍執意投入 LCD？台積電與其他台廠赴美投資，會重蹈覆轍嗎？本文透過《富士坑》，解密美國製造的真實故事。
富士康是誰？全球電子製造的巨人
在討論威斯康辛案前，我們需要先理解富士康這家公司的背景。
全球最大電子代工廠
鴻海精密（Foxconn，富士康）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電子製造商之一，總部位於台灣，主要生產基地在中國，以龐大的工廠和勞動力規模聞名，負責組裝 iPhone、Kindle、Xbox、PlayStation、Wii 等全球暢銷電子產品。日常生活中你手上的電子設備，背後都有富士康的影子。
自動化與轉型
雖然以勞力密集聞名，富士康也長期推動自動化。自 2016 年起，它每年生產 4 萬台「富士康機器人」（Foxbots）投入組裝線，也涉足自駕車領域，試圖往更高層次的製造能力邁進。
延伸閱讀：
鴻海不是只有做代工：看鴻海邁向未來的規劃與布局｜趕快tech我 EP13.2.2
美國政府為何甘願被「坑」？
招商競價：公共資源成了政治籌碼
富士康承諾要在美國打造一座超大的工廠群，計劃投資約 100 億美元，並雇用 13,000 名工人。
各州為了爭取這座工廠拚命競標，威斯康辛州為了吸引富士康，提供了最高 30 億美元的補貼，若再加上公用事業和地方政府的基礎建設費用，總額高達 45 億美元。每個工作崗位的成本高達 34 萬 6 千美元，比一般公共補貼水準高出 10 倍，數字誇張得離譜。
但這其實是美國常態。美國地方政府長期沉迷於「招商競價」，無論是亞馬遜總部選址，或其他製造業投資，都能看到類似場景：城市與州之間互相抬價，專門成立機構、雇用顧問，只為說服自己這筆花費像買進微軟 IPO 一樣聰明。結果卻是公共資源被消耗殆盡，企業卻賺得盆滿缽滿。
政治與懷舊：製造業神話的再利用
2016 年，川普以「讓製造業回流」為競選口號，吸引了美國上中西部選民。川普對於貿易平衡一事無比執著，然而，無論美國向中國出售多少噸黃豆，都無法與中國製造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大量湧入美國市場匹敵，尤其是大尺寸電視這類高價商品。
富士康宣稱將帶來 13,000 個「能養家的工作」，兩黨政治人物都難以拒絕，對拉辛郡這樣曾是製造重鎮、卻因產業外移而衰退的地區，富士康的承諾幾乎是天降甘霖。最終，鄰近的芒特普萊森特鎮在茶黨領導下接下了這個大餅，並讓當地居民相信，支持富士康計劃，就是在幫「美國再次偉大」。
深入研究富士康計劃，就會發現企業、承包商、顧問以及市與州政府之間的親密關係。一個根深柢固的經濟發展體系水落石出：用慷慨的納稅人資金補貼來酬賞企業，為政客帶來政治資本，還讓有關係的承包商與供應商賺大錢。
正如威斯康辛州前州長沃克的競選口號承諾：威斯康辛「對商業敞開大門」。減免企業稅、豪擲經濟發展資金看似帶來繁榮的希望，實際上卻是教育預算被砍、社會服務縮水，還推遲了老舊基礎設施的修繕支出。即便如此，州長和市長因爭取到交易而獲得的政治光環無可爭議。大家似乎都愛贏家，哪怕付出的代價高得離譜。
面子工程：計劃大於執行
若單看數字，富士康在威州徵收的土地規模令人咋舌：3,893 英畝，相當於 4.5 個紐約中央公園大小。相比之下，先前被收購的夏普（Sharp）在日本大阪郊區堺市最先進的 LCD 工廠只佔地 340 英畝，仍足夠擴張。如此龐大的用地，卻從未獲得合理解釋。根據富士康深不可測的官方說法，這個計劃將「透過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改變建築數據分析方式，推動智慧建築與智慧城市技術發展，實現舒適、安全與永續的目標。」
為了換取這項投資，威州政府承諾提供 30 億美元的激勵補助，當地各級政府也投入大筆資金來支持計劃。一開始，各方就達成了一項關鍵共識：富士康不會支付任何土地費用。地主方的地方政府必須負責購買數千英畝土地，並提供基礎建設資金，包括擴建道路、興建下水道、每日供應數百萬加侖的高品質密西根湖湖水。這對區域經濟發展機構來說是個沉重的財務負擔。
2017 年在白宮舉行的簽約儀式更像是一場「政治秀」：州長沃克口誤連連，一再把「富士康（Foxconn）」講成「富士坑（Fox com）」，又把富士康旗下的夏普誤認為夏普的競爭對手索尼（Sony）；郭台銘的演講則充斥「AI、5G、8K 生態系」的模糊口號。媒體則大肆渲染，把威州描繪成即將成為「威谷」（Wisconn Valley），與矽谷分庭抗禮。
然而，富士康的真實企圖卻耐人尋味。它在不同國家多次開出投資支票，最終卻無疾而終：從賓夕法尼亞州到印度、越南、印尼、巴西，各種毀約早已不是新聞。威斯康辛經濟發展機構（WEDC）負責人馬克•霍根（Mark Hogan）更向記者表示，威州團隊並不認為有必要對富士康進行背景調查，因為「我們已經和這些人熟到不能再熟了。」
對富士康來說，承諾是一種談判籌碼；對政治人物來說，宣布計劃就足以拿分，至於能否落實，則是另一回事。
為什麼偏偏選 LCD？
當郭台銘宣布要在美國蓋一座 LCD 面板廠時，立刻引發質疑。對台灣人來說，面板早已是頭號慘業，競爭激烈、毛利低落、環境成本高昂。郭台銘在 2017 年兩度進入白宮，4 月神秘會晤，7 月則高調出席白宮東廳的聯合記者會。這個場地一向是美國總統與外國元首才會使用，台灣媒體於是將郭董捧為「台灣之光」，甚至有人猜測：是不是郭董握有外界尚未知曉的新技術，能夠開闢另一片藍海？
了解面板技術發展史，你就會發現要在美國做這個，根本是一場騙局。
落後技術，卻適合政治宣傳
電視技術最初源自美國，但很快就被日本企業攻佔市場。《影響力代理人：日本遊說團如何操控美國政治與經濟體系》（Agents of Influence）一書提到，日本電子業者先壟斷國內市場，再以低價傾銷、回扣策略進攻美國，使得美國電視製造業自 1960 年代末起逐年崩潰，但財政部選擇不採取行動，理由是計算損害與評估影響過於複雜。
短短十年間，美國電視製造商從 28 家縮減至僅剩 6 家。到了 1990 年代，像 RCA 這樣的「美國品牌」電視，實際上早已不是美國製造。20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美國都是創新的領導者，但日本的優勢在於完善的技術以及推動量產。然而，電視產業即將迎來另一場顛覆，這一次，日本公司將成為輸家。
延伸閱讀：
【科技與大國崛起】從工業革命看懂美中科技戰：中國 AI 讓人緊張，美國仍是最大贏家嗎？｜怪獸科技公司
二戰後，日本仰賴低工資與新建廠房成本優勢，加上美國企業龐大的「遺留成本」（legacy costs），快速追趕並壟斷市場。然而進入 21 世紀，中國與韓國複製了同樣的邏輯：更低的人力與建設成本，疊加大規模政府補貼。韓國政府在 2018 年斥資 5 億美元推動新一代顯示器研究，中國地方政府更是不斷砸數十億美元補助，提供土地、資金甚至基礎建設。相比之下，美國的補助往往要求具體回報與審核，而亞洲國家的補助往往不設門檻。
最終日本 LCD 產業迅速被中國與韓國排擠出局。2016 年，日本顯示器公司（由 Sony、日立、東芝 LCD 業務合併而成）還能建造 6 代廠，但 2019 年便因虧損被迫關閉。夏普的 10 代工廠同樣連年虧損，最終以低價出售給富士康。LCD 的黃金年代已經結束，這是一場補貼與規模的消耗戰，而不是創新的比拼。
OLED 的興起：LCD 的替代者
壓垮 LCD 的最後一根稻草是 OLED 技術的快速崛起。OLED 不需要背光，可以做得更薄、更省電，還能實現可彎曲、可折疊的螢幕。這些特性不僅提升產品差異化，也讓 OLED 在環保性與長期應用上優於 LCD。
2019 年之後，趨勢已經明朗：Apple 的高階 iPhone 全面改用 OLED，Sony、夏普也在大尺寸電視市場採用 LG 的 OLED 面板。LG 在中國廣州建立 8.5 代 OLED 工廠，總投資 45 億美元，中國地方政府更以入股方式承擔 30% 成本。中國的京東方、華星光電也迅速擴產，直接瓜分未來市場。市場研究機構 DSCC 的創辦人 Ross Young 在 2019 年就指出：「LCD 在智慧手機與電視這兩大關鍵市場，正逐步被 OLED 取代。」
到 2020 年，OLED 幾乎已經奠定高階市場的主流地位，LCD 雖然仍有應用，但逐漸淪為低價產品線，毛利有限。這正是台灣人將 LCD 視為「慘業」的原因。
富士康的商業邏輯：補貼比市場重要
富士康的核心競爭力是規模化製造。它的成功來自於如何把別人設計的產品做得更快、更便宜。因此，當它在 2016 年收購夏普時，仍選擇加碼 LCD，而不是切入技術門檻更高的 OLED。原因很簡單，在於 LCD 容易量產、容易模組化，更容易透過政府補貼撐起一段時間。
士康做出了一項大膽決策，它不僅要繼續維持 LCD 製造的領先地位，還要投資 85 億美元，在中國打造一座 10.5 代超大型的 LCD 面板工廠，生產市場需求旺盛的 65 吋與 75 吋電視螢幕。這座工廠原先計劃於 2019 年底開始動工生產，但富士康遇上了嚴峻的市場變局：
- 市場價格崩跌：大尺寸 LCD 面板價格短短數月下跌 50%，嚴重影響獲利。
- 關稅衝擊：川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徵 10% 關稅，使中國製 LCD 在美國失去競爭力，韓國企業反而占據優勢。
- 疫情衝擊需求：COVID-19 爆發前，市場已供過於求，需求更趨疲弱。
2019 年初，富士康一度想把該廠掛牌出售，避免重蹈夏普 10 代工廠的虧損覆轍。然而，富士康在美國卻仍高調承諾建廠與就業（對，富士康早就知道可能失敗）。它在威斯康辛蓋了一棟 100 萬平方英尺的單層建築，聲稱將成為 6 代 LCD 廠。但業界專家質疑其結構完全不符合 LCD 生產所需條件：沒有足夠的地基支撐、沒有吊車裝卸設施、也沒有設備訂單。外界普遍認為，這座建築更像是「倉庫」，而不是「工廠」。
再者，LCD 製造設備的供應商有限，通常需要多年才能交貨，而據業界觀察，並未發現富士康有任何相關設備訂單。
LCD 是一場看誰撐得久的補貼消耗戰。富士康明知如此，卻在美國複製這個故事，只能說目標從來不是「生產」，而是「拿補貼」。LCD 技術最容易在短時間內打造一個看得見的計劃。這正是政治需要的「視覺成果」。對政治人物而言，只要能在荒地上看到一棟新建大樓，就能宣稱「製造業回流」，這正好滿足選民的期待。
富士康原本計劃 2 年內就讓工廠完工投產，這樣的進度在中國或許合理。畢竟，中國在疫情初期能在一週內建好方艙醫院，展示了驚人的動員效率。但美國的行政流程冗長，土地、環保、基建審核都需要耗時數年。即便有共和黨州長與州議會全力支持，也無法複製「中國速度」。
最終，威斯康辛 3,900 英畝原本詩意般的農地，成了某種政治驅動的焦土政策犧牲品。這座「未來工廠」並沒有帶來 13,000 個工作，只留下債務、空地與未能兌現的承諾。
公共承諾與現實的落差
到了 2019 年初，富士康高層開始釋出訊息，顯示計劃已經轉彎。是的，他們承認，一年半前富士康確實曾表示，13,000 名員工中有四分之三將是按時薪計酬的工人。
但世界已經變了，公司的願景也「演化」了，如今的規劃是四分之三的員工將是工程師與「知識型工作者」，這個比例後來甚至進一步修正為 9 成。
縮水合約：千億承諾變蚊子館
2019 年 1 月，富士康董事長郭台銘的特別助理胡國輝發表了令人震驚的聲明，他表示，即便是規模較小的工廠，設在美國也不切實際。他說：「就電視而言，我們在美國沒有立足之地，我們無法競爭。」胡國輝進一步解釋說，富士康的重心將不再放在 LCD 製造，而是希望在威斯康辛打造一座「科技中心」，以研發設施為主，輔以封裝與組裝業務。也許是過於誠實、過於直白的緣故，同年 9 月底，胡國輝便不再受雇於富士康。
哈佛商學院教授史兆威（Willy Shih）則指出，在中國，這類計劃有一個專有名詞——「面子工程」。企業與政府透過宏大的願景、熱鬧的破土儀式，換來政治光環與媒體關注，但最終是否落實，完全取決於後續經濟現實。威州案就是這種「面子工程」跨國版：在白宮東廳宣布「第八大奇蹟」，但現實裡只剩空曠土地與縮水協議。
專為富士康「放寬」環保限制
放眼全球，中國的工業園區往往是嚴重的汙染源，許多地區的空氣與水質狀況已達災難等級。正如非營利組織「博根計劃」（The Borgen Project）的結論：「中國的水資源短缺和水汙染問題相當嚴重，世界銀行因此警告，這將對未來幾代人帶來『災難性後果』。中國有一半的人口將無法取得安全的飲用水。」
威斯康辛政府對富士康的環保要求網開一面，形同為這家主要在中國營運的公司打開大門，讓它在北美落腳，打造對汙染產業最具吸引力的基地，也為其供應商鋪路。芒特普萊森特未來的景色可能將從農田變成煙囪林立的工廠，這種未來的想像，恐怕也只有那一小部分直接受惠於數億美元地方建設資金的商人、包商與富裕專業人士樂見。
利益輸送：企業與顧問賺，居民買單
那麼，那些建設工作呢？雖然參與的工人確實很開心有工作上門，但事實上，這些工程的範圍有限、工期很短，往往還受季節限制。政府在建設上的支出就像觀光業一樣：創造大量的低薪或中等薪資的工作，只有少數主管與工程師能拿到較高報酬，大部分的利潤最終都流回業主手中。
真正能帶來經濟影響的，是建設完成後的長期效益，而不是建設本身的成本。如果這些工程無法產生長遠的效益，那麼政府支出只會加劇收入不平等，這是國家的災難。工人拿到短暫的微薄薪水，一些新進員工接到了前所未見的任務：替富士康發明一門能賺錢的生意。
早期幾位錄取的工程師甚至被送往台灣，接受所謂的「富士康訓練」。其中一人向科技媒體《The Verge》形容，他受訓歸國後的工作，就是幫公司想出一個可行的營利模式。「大家最常誤解的一點，就是以為富士康有策略、有商業計劃⋯⋯實際上根本沒有。他們完全沒有任何計劃。」
等 2019 年中國京東方、華星光電新廠陸續量產，超大尺寸面板價格崩跌，我們就知郭董給威斯康辛州的承諾就是自欺欺人。
結構性的矛盾：美國與東亞的差異
富士康案最耐人尋味的地方，不只是企業食言或政府誤判，而是背後的矛盾：美國人當初怎會相信他？面板是相當知識密集的產業，怎可能一個廠要用到 13,000 個藍領工人？這種承諾在台灣會當作笑話，美國人卻買單了。這場合作之所以一開始就註定失敗，這就是台美文化差距。
美國：補貼為了選票，不為了產業
美國人之所以買單，很大成份是基於懷舊情緒，也就是對「輝煌 30 年」的眷念。1950 到 1980 年間，美國的「輝煌 30 年」讓大量藍領工人收入足以買房、買車、養小孩。製造業外移之後，這樣的生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貧富差距、工業城衰敗、毒品氾濫。對許多選民來說，「製造業回流」不僅是經濟口號，更是重返黃金年代的情感寄託。
然而，大多數美國人忽略了一個事實：當年美國製造業的榮景，靠的是技術領先與產業升級，而不是政府補貼。當時資方沒有外移選項，製程也比今日更勞力密集。
如今情勢早已不同，就算工作真的「回流」，也需要更高的技能與知識門檻。這就是為什麼在台灣經常談「產業升級」與「競爭力」，但在美國媒體與政壇中，卻只聽得到簡單的「jobs（工作機會）」。
東亞：補貼結合產業策略
與美國不同，在台灣，補貼往往與半導體發展綁定，強調技術自主與產業聚落效應；韓國政府長期投入資源，扶持三星與 LG 在面板與記憶體的全球競爭力；中國更是透過龐大補貼與政策扶植，把太陽能板、面板等產業推向世界規模。這些補貼的背後，雖然也有資源錯配，但至少與「產業戰略」連動，而非單純滿足短期選舉需求。
台灣人知道，工程師為了產線趕工得賣肝，淡季又要放無薪假。因為大家很清楚：只要中國一旦產能過剩，台灣相關廠商就會立刻被價格戰擊垮。相比之下，美國的補貼更像是「地方政府搶單遊戲」。
威斯康辛州豪擲數十億美元，卻換來承包商賺滿口袋、顧問公司收割佣金，最終留給居民的，是零散的臨時工作與不穩定的收入。最初承諾的一萬三千個「能養家活口的職位」，最後卻縮水成不到一百人的聘僱，大部分薪資只有 13 至 14 美元時薪，幾乎沒有福利。
後續：縮水協議與沉沒成本
這場風潮之所以變本加厲，是因為對於藍領與低學歷勞工而言，要獲得一份有合理報酬的工作，機會確實愈來愈少。正因為稀缺，民眾才願意接受高額激勵方案所帶來的沉重代價。而那種「老式製造業重生」的幻象，更成了這場激烈競標戰的主要推手。
2021 年，威斯康辛州與富士康簽下新合約，正式將承諾從 13,000 人縮減到 1,454 人，補貼額度從 30 億美元砍到 8,000 萬美元，不到原本的 2.7%。
州政府大肆宣傳新合約，說是能保護威斯康辛州的納稅人不必支付數十億美元的激勵補貼，但這種說法其實有點虛偽。因為富士康根本就不可能達到原先設定的就業人數和資本支出目標、拿到那些補貼。埃弗斯政府也早就說清楚，除非富士康真的蓋出原本合約承諾的那座大型 10.5 代液晶顯示面板工廠，否則不會給任何補貼。
那為什麼州政府還要搞一份新合約，每個工作崗位還可能給到 5 萬 5 千美元的高額補貼？還有，富士康為什麼願意正式接受這個縮水的計劃呢？
答案在於富士康已經投入的沉沒成本，以及威州未來龐大、隱藏的財政負擔。富士康已握有 1,000 英畝精華土地與基礎設施，威州政府與地方縣市則背負數億美元舉債。如果富士康退出，地方政府甚至會因違約條款背上更多債務。換言之，即便補貼縮水，州政府仍必須「繼續養著」富士康，以避免財政崩盤。
如果花 8 千萬美元、每個工作補助 5 萬 5 千美元，能換來富士康未來 25 年繼續為芒特普萊森特以及拉辛郡開支票，持續替地方繳稅、填補地方債務，那麼對州政府來說，這筆錢就花得值得。這也讓原本的「投資」演變成一場長期的財政綁架。2023 年，富士康甚至把部分土地轉售給微軟，徹底證明威州夢已變成「蚊子館」。
制度的本質：招商補助大戰
富士康案凸顯的，是制度設計上的缺陷。當美國各州與城市為了爭奪企業投資而彼此競價，公共資源被轉移到少數「企業贏家」手中，卻沒有帶來全國性的產業升級。這與東亞「補貼綁定產業策略」的邏輯完全不同。
東亞製造業的成功經驗，多數都有賴政府獎勵措施，台灣半導體、韓國面板、中國太陽能板都是顯例。以 LCD 來說，LCD 仍有利潤空間，但利潤來自規模與補貼而非創新：富士康本身不自研技術，熟悉的生產模式是「規模化量產」，LCD 具備高度模組化特性，容易切入。雖然 OLED 是趨勢，但資本與技術門檻更高，並非短期內能轉型的對象。
又，中國面板大廠崛起、競爭激烈導致價格崩跌後，富士康已失去價格戰優勢，便選擇「把過剩產能轉移到美國」，換取美方補貼與話語權。這不是產業升級，而是「成本外移策略」。
台積電為什麼不會變成下一個富士康？
富士康在威州的故事可能已經結束了，但赴美擴大投資設廠的故事才剛開始。川普 2.0 重啟，台積電宣布在美投資 1,650 億美元，環球晶、廣達、緯創、仁寶等台廠也紛紛跟進。問題是，這會不會成為另一個「富士康騙局」？
技術優勢：有市場、有護城河
台積電與富士康最大的不同，在於技術與市場定位。台積電擁有全球最先進的製程技術，且背後有 Apple、NVIDIA、AMD 等美國本土大客戶的強勁需求。亞利桑那州廠已經量產，後續擴建分階段推進，避免「一口氣開出天價承諾」。再加上供應鏈同步赴美，台積電有能力形成聚落效應，而非孤立無援。
現實挑戰：高成本與人才缺口
當然，台積電赴美投資也有其現實挑戰。像是美國設廠的營運成本是台灣的 3 到 5 倍，供應鏈廠商獲利困難，部分甚至虧損。此外，美國工程技術人才短缺，且工作文化差異導致管理與溝通挑戰不小。張忠謀也曾直言，台灣刻苦耐勞的高學歷優秀人才，是台積電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一點在台灣以外的環境難以複製。
商模差異：代工 vs. 技術製造
富士康的代工和台積電的半導體製造，是兩種迥然不同的 business model，美國不是勞力密集的國家，去設代工廠是走錯了地方。美國設廠遲遲不能走到大規模量產的本質原因，還是成本過高導致無法營利，美國實體製造業已經面臨這種情況很久了，鴻海僅僅是在美國離開的數百、數千間公司的其中一間而已。
富士康案提醒我們：製造業復興不是靠口號與補貼，而是靠技術實力、產業策略與現實規劃。台廠赴美設廠，也必須在國際政治需求與經濟效益之間，找到真正的長期生存之道。
🤖 怪獸科技公司旗下五大版圖
最懂你的 #科技入門：一起培養在快速變化社會的超強適應力！
🗣️ 節目｜怪獸科技公司 Podcast（每週日晚上 9 點各大平台首播）
✍️ 專欄｜怪獸科技公司 vocus 沙龍
🎥 影音｜怪獸科技公司 YouTube：來賓焦點訪談✖️重點短影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