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只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爭取台灣人的民主、自由和人權。」
在張超英的一生中，參與了台灣近現代史上幾個關鍵時期。身為在日治時代出生的台灣人，他從小便在日本教育體制下成長，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他歷經了威權時期的政治變遷，見證了台灣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歷程。
雖然身為一名公務員，但張超英始終未選邊站，也從未加入國民黨，這在當時台灣的政治氛圍下顯得有些「不合群」，也因為他什麼人都幫，曾讓一些政治人物質疑他的立場與動機，但他的信念只有一個，只要是為台灣好，他什麼都願意做。
▉ 張超英是誰？
張超英生於1933年，家境富裕，其祖父 #張聰明 在日治時期從事煤礦業致富，並在社會上建立了相當的地位。這樣的背景使得張超英從小便能接觸到當時台灣社會及政界的顯貴人物，例如板橋林家林熊徵和林獻堂等人。這些人脈為他日後的職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張超英
▉ 「鑽石孫」的童年
張超英自幼喪母，祖母替代了母親的角色。在日治時期的台灣，能夠上幼稚園的小孩多半來自社會地位較高或經濟較富裕的家庭，張超英不僅可以上幼稚園，還由奶媽每天陪同乘坐人力車上學。祖母更是讓奶媽每天隨身攜帶十圓作為張超英的零用錢，供他買玩具、糖果。相比之下，當時奶媽的月薪不到十二圓，這樣的對比更突顯了張家的優渥家境。
張超英念成功中學時，時常把家裡載煤礦的卡車開出去，與一群朋友到淡水海邊玩耍，接著到北投的別墅玩樂，買一整箱當時仍屬於時髦消費品的汽水，來場汽水大戰，隔天再由傭人收拾。不過儘管成長在富裕的家庭，張超英並未因嬌寵而驕縱，反而以率直、重情義的個性與朋友來往。這樣的特質也延續到了他日後的生涯之中。
1933年，祖父母及其養女張愛治（戴帽女孩）在台北家中合照。左上三張分別是住在東京的父親張秀哲、姊姊張超雄、媽媽和她懷裡的張超英。
▉ 「勿忘臺灣」落花夢
張超英的父親 #張秀哲 年輕時參與許多抗日運動，透過寫文章鼓吹台灣民族解放。1934年，他將自家房舍「宮前町九十番地」，以象徵性的租金1圓租給中國作為駐台北總領事館（現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台泥大樓對面）。他很欣慰自家屋頂上可以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祖國國旗。然而，#二二八事件 爆發後，他卻被「祖國」以叛亂嫌疑逮補，關押在東本願寺臨時拘留所—今日的西門町獅子林。
宮前町九十番地
獲釋後，張秀哲徹底失望，自此封閉內心。曾經他為了抗日，不僅發表許多文章並編成一本小冊子《勿忘台灣》，呼籲中國大陸的有志者援助台灣的解放運動，還將自身的信念與抗日經歷撰寫成書。1947年8月，他出版此書時，沿用「勿忘臺灣」作為書名，卻加上「落花夢」三個字，象徵理想幻滅與絕望的心境。
「勿忘臺灣」落花夢
▉ 打破台日新聞交流障礙的關鍵人物
1958年，張超英初任公務員，考進行政院新聞局工作，當時台灣社會處於威權統治下，政府控制著政治、社會和媒體，同時也面臨來自中國的持續壓力，這一時期台灣的外交地位相對孤立。張超英在工作中意識到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孤立與外交困境，逐漸激出「台灣人」意識。
1980年，張超英被派駐日本，擔任東京新聞處處長。當時，日本的主流報紙—《朝日》、《讀賣》和《每日》，以及NHK電視台和共同通訊社，對台灣的報導非常有限，這反映了日本在與中共建交後，對台灣的外交政策處於低調且避免直接官方往來的狀態。張超英的目標便是打破這一局面，透過提升台灣在日本媒體的能見度，促進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交流與理解。
在台日無邦交的情況下，張超英憑藉個人努力與深厚人脈，巧妙運用「非正式交流」，突破官方外交的限制，逐步建立了與日本新聞界的關係，讓台灣的新聞得以開始出現在日本主流媒體中，為台灣爭取國際發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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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柔縉著，張超英口述，《宮前町九十番地》，臺北市：麥田，2020年10月，二版。
文｜塔編
(圖片來源取自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