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萊赫堤（Robert J. Flaherty）於1922年完成的《北方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通常被視為歷史上的第一部紀錄片。《北方南努克》自問世以來，也引發了不斷的爭議。儘管如此，《北方南努克》還是為後世留下了幾個重要的線索，尤其是關於如何透過不同的紀錄方法來凸顯被攝者的主體性。
1.北方的南努克
佛萊赫堤（Robert J. Flaherty）於1922年完成的《北方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通常被視為歷史上的第一部紀錄片。
本片記錄了加拿大魁北克北極圈因紐特族（Inuit）的南努克（Nanook）一家人，從1920年8月到1921年8月期間的日常生活，其中大致分為四個段落：
一是南努克家族拿著狩獵所得的毛皮，移動至白人為多數的港口進行毛皮交易；二是呈現南努克為了食物而在雪地中捕魚的畫面；三是南努克為了生存而冒險捕獵海象、灶火烹飪的過程；四是南努克家族在北極圈生活一天的過程，包括建築冰屋。
2.現實的創造性處理
後來，格里遜（John Grierson）於1926年在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上評論佛萊赫堤的第二部影片《莫亞那》（”Moana” ）時，他寫道：「這是對一位波利尼西亞青年的日常生活事件所做的視覺描述，具有『文獻資料價值」』（單萬里，2001，頁7）。
之後，他才提出著名的紀錄片定義：「對於現實的創造性處理」（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強調的正是基於實況而在攝影棚內重新拍攝的方法（Winston, 1995, p. 10）。
3.不斷的爭議
《北方南努克》自問世以來，也引發了不斷的爭議。
首先是它以重演（reenactment）或重建（reconstruction）的戲劇手法去再現所謂的真實，包括了南努克不叫南努克、一家人也不是真的一家人，《北方的南努克》搬演的是過去因紐特族的生活、而非呈現1920年代的現實（已居住在房屋、使用步槍），為了拍攝冰屋內南努克一家人清早起身的場景而去掉一半冰屋以採光等等。
其次是它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情懷，將在極地生活的艱辛與危險唯美化，同時也透過南努克看見留聲機後竟然咬了唱片一口，來描繪土著見到西方發明時的困惑與滑稽，從而忽略了白人進駐定居、從事貿易與引入現代生活已經帶來的改變與影響。
最後則是當紀錄者佛萊赫堤因此片而聲名大噪，更被尊為紀錄片之父之際，被攝者南努克及其因紐特族並未因此而受到關注，他在佛萊赫堤完成影片離開之後，生活更加艱苦並在飢寒交迫之中離世。
4.主體性的建構
儘管如此，《北方南努克》還是為後世留下了幾個重要的線索，尤其是關於如何透過不同的紀錄方法來凸顯被攝者的主體性。
第一是紀錄片作為「文獻」乃至「檔案」的意義，正如影片開頭的字卡，佛萊赫堤表示自己曾在1910~16年來到這裡探險，對愛斯基摩人（Eskimo）的生活有深刻的印象，並產生深深的敬意，希望製作一部電影來呈現典型的愛斯基摩人。
進一步言之，他所抱持的正是某種拯救人類學（salvage anthropology）的想法：著重於表現特定環境中的人類群體如何以某種方式維持自己的生存，並留下一份文明的「檔案」，而影像作為媒材又是特別具有優勢與力量。
第二是「參與式」影像的可能性，由於佛萊赫堤所帶回來的第一次探險拍攝的膠卷意外燒毀，反倒讓他得以重新思考並實踐其他紀錄的方法，在1920年第二次的拍攝之中，他透過立即的沖印與放映，與族人分享拍攝完成的成果，從而引起了他們的興趣，促使南努克要一起合作，甚至主動提議要拍攝的內容。
換句話說，它的製作及其過程，提示了我們另外一條路徑的可能性，也就是紀錄者分享紀錄的權力、與被攝者合作的「參與式影像」。
第三是以重演或重建的「虛構」來形構被攝者的主體性（Ruby, 1992），如同後來尚胡許（Jean Rouch）所慣常使用的分享人類學（shared anthropology）或虛構民族誌（ethno-fiction），他常常會與被攝者一起合作拍攝電影，目的是讓被攝者得以透過影像「展演」自己的記憶、想法、生活與生命。
參考資料
單萬里（2001）。〈紀錄與虛構（代序）〉，單萬里編《紀錄電影文獻》，頁7-24。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Ruby, J. (1992). Speaking for, Speaking about, Speaking with, or Speaking alongside: An Anthrop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Dilemma. Journal of Film and Video, 44(1/2), 42-66.
Winston, B. (1995). Claiming the Real: The Documentary Film Revis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