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計畫同暑期課程一樣，以學期總結心得分享課程，然而昨日閱讀經濟學人關於「台灣病」報導，結合上上周科技管理課程的文章閱讀與課堂對話，以及《經濟預測革命》的感想，在多種資訊的輸入下，整理心得與想法做成筆記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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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From stagnation to sustained growth
2025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 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 與 Peter Howitt，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的持續性經濟增長」的貢獻。他們的研究將經濟學從「靜態均衡」的模型框架拉回動態的現實，其核心概念是「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這與多伊恩·法默（J. Doyne Farmer）在《經濟預測革命》一書中倡議的「複雜性經濟學」概念，有著微妙的關聯，要理解世界的運行，我們不能再假設「理性人」，而是必須模擬和分析微觀個體的異質性行為如何驅動宏觀結果的動態過程。
壹、Joel Mokyr 的增長哲學
一、知識之橋的建立
Joel Mokyr 的貢獻在於回答了一個宏觀歷史問題：為什麼持續性經濟增長不是常態？
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歷史並不缺乏重大的技術或科學突破，例如中國的造紙術、羅馬的引水道。但這些突破大多是「零星的」（Sporadic），未能引發長期的、累進式的財富增長。Mokyr 認為，英國之所以能成為工業革命的起點，關鍵在於建立了「有用知識」（Useful Knowledge）的體系，並搭起了兩座橋樑：一為命題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 知道「為什麼」）：對自然界運行原理的系統化理解（科學）；二為規定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 知道「怎麼做」）：將原理轉化為實際產品和技術的工藝與方法。
在啟蒙運動之後，這兩者之間建立了正向回饋循環，即「知識之橋」。科學進步可以改進現有技術（由上而下），而技術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又會反過來激發科學原理的研究（由下而下）。這種自我強化的累積機制使得創新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持續且加速的過程。
二、克服「破壞」的社會制度一一「彈性安全」與元制度
然而，純粹的技術進步並不足以維持增長。創新必然會創造贏家（新技術擁有者）和輸家（被取代的舊技術工人和企業），這會引發社會衝突，即著名的盧德主義（Luddism）。
Mokyr 提出了「元制度」（Meta-institution）的概念，即能夠化解或管理衝突的社會機制：歷史案例為英國議會（British Parliament）作為一種「元制度」，它為不同利益團體提供了一個討價還價和達成妥協的平台，避免了既得利益集團（如土地貴族）對具有社會效益的技術變革的徹底阻礙。當代管理學啟示： 現代社會必須設計出「贏家補償輸家」的機制。這就是「彈性安全」（Flexicurity）的核心精神：其中彈性（Flexibility）是指允許企業快速調整，擁抱創造性破壞；而安全（Security）則是通過慷慨的失業救濟、再培訓和轉業支持，保護工人而不是保護工作，從而降低工人對技術變革的社會政治阻力。現今面臨數位及AI變革，企業在推動數位轉型或 AI 變革時，必須將人才轉型和社會支持納入戰略，而非單純追求技術效率。缺乏「安全」的「彈性」，最終只會引爆社會動盪，阻礙長遠的增長。
三、課堂分享紀錄
近年來，銀行業在數位時代下，對於數位人才培訓會以內部培訓方式進行，這結合銀行業務員原有的知識再進行數位知識培訓，讓員工透過再培訓方式因應企業變革的職務。
貳、微觀機制與動態預測——Aghion、Howitt 與複雜性經濟學
一、創造性破壞的微觀動力學
Philippe Aghion 和 Peter Howitt 的貢獻，是以嚴謹的數學模型，將熊彼得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內生化到經濟增長模型中。他們將增長率視為企業家投資 R&D 追求暫時壟斷利潤的結果。其機制是經濟體由無數產品線組成。每一項創新都會使前一項技術過時（obsolete）。企業家進行 R&D，動機是獲得下一代產品的暫時壟斷地位（Temporary Monopoly）。一旦成功，他們就會竊取現任者的業務（業務竊取效應）。這種微觀層面上不斷發生的顛覆、進入與退出，在宏觀層面共同實現了持續且穩定的增長。
創造性破壞是微觀的顛覆與宏觀的穩定，Philippe Aghion 和 Peter Howitt 的理論旨在以數學模型解釋現代經濟集體而穩定的增長模式。其微觀動態性模型的核心是異質性（heterogeneity）。在微觀層面，經濟充滿了動態性，每年有超過 10% 的企業進入或退出市場，伴隨大量的職位創造與破壞。成功的企業家透過 R&D 推出更高品質的產品，從而取代舊企業，導致舊壟斷者的利潤和市場份額消失。 宏觀持續性的邏輯，則揭示單個產品線的命運是隨機且不穩定的，但當經濟體包含無數產品線時，這些隨機性在總體層面被平滑化。這解釋了為何在微觀劇烈顛覆的背景下，宏觀總體增長率卻能夠保持持續且顯著穩定。
二、R&D 投資的兩難與「倒 U 型關係」
Philippe Aghion 和 Peter Howitt 揭示了去中心化市場的 R&D 投資面臨的兩難，這是理解市場失靈和政策干預的關鍵，主要分述如下：
- 業務竊取效應（Business Stealing Effect）： 私人創新者只考慮他們將從市場上「竊取」的全部利潤，而沒有考慮他們對現任企業造成的社會損失。這導致私人誘因過高。
- 知識溢出效應（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 創新創造的知識將被後來的創新者免費使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私人創新者只內化了他們當前的利潤，而沒有內化對未來社會知識庫的全部貢獻。這導致私人誘因過低。
這兩種力量的拉鋸，最終導致了競爭與創新之間的「倒 U 型關係」（Inverted-U Relationship），說明如下：
- 競爭不足（曲線左側）：壟斷者缺乏「逃離競爭」（Escape Competition）的壓力，故而創新動機低。
- 適度競爭（曲線頂部）：使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並促使他們必須創新，以「逃離」被淘汰的威脅，此時創新水準最高。
- 競爭過度（曲線右側）：競爭過於激烈，以至於即使創新成功，利潤也被稀釋殆盡，無法彌補 R&D 成本，創新動機再次下降。
三、「倒 U 型關係」下的精準決策
- 企業策略方面：企業不應將競爭視為零和博弈，而應視為動態激勵。關鍵在於保持適度的競爭優勢，以激發團隊的創新動力，而非尋求永久壟斷。
- 反壟斷政策方面：政府的目標不應是最大化競爭，而是維持在倒 U 型曲線的頂部，以最大化創新。這要求對大型科技公司的市場支配力進行精準的動態評估，判斷其是否已經滑入「曲線左側」的停滯區。
叁、當代挑戰與結構性失衡
雖然持續性增長顯著改善了人類福祉，但其與「可持續性增長」（sustainable growth）並不等同。增長帶來的負面外部性，如氣候變遷、環境污染和不平等加劇，是嚴峻的挑戰。Mokyr 認為，這些負面效應本身可能會啟動新的 R&D 過程，尋求解決方案，使技術發展具有「自我糾正」（self-correcting）的潛能。然而，這種自我糾正可能涉及巨大的時間延遲和社會成本。
我們將這些理論工具應用於當代全球最熱門的結構性失衡案例——「台灣病」（Taiwan's Disease）。
一、台灣的「高技能/低成本」與結構性扭曲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成功，完美體現了 Mokyr 及其合作者（Kelly et al. 2023）對英國工業化模式的修正：高技能是必要條件，相對低成本是吸引力。以台灣半導體產業討論，台灣擁有大量高素質、高紀律的理工科工程師，這是執行複雜半導體製程「指令知識」的基礎，符合高技能的要件；然而，相對於全球競爭者（特別是美國），台灣工程師的薪資相對較低，工時極長，形成了極高效率與低單位成本的競爭優勢，即為低成本。
然而，這種成功模式的副作用，正是《經濟學人》點出的「台灣病」。
二、缺乏「安全網」的創造性破壞
「台灣病」的四大失衡，揭示了一個缺乏「彈性安全」制度的成長模式的脆弱性：
- 匯率補貼與社會失衡：長期偏低的匯率看似補貼了出口企業，但實際上是以全民為代價。弱勢台幣推高了進口成本，對依賴進口能源、糧食的一般家庭徵收了「隱形稅」。這導致了嚴重的分配失衡，亦即勞動生產力翻倍，但實質薪資停滯，勞工在 GDP 中的佔比被系統性壓縮，經濟成果主要集中在出口商及其股東手中。這揭示了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人才策略，長期低估人才價值，會導致年輕一代失去投入製造業的動力，威脅到 Mokyr 所指的「高技能人力資本」的長期供給。
- 資金流動與資產錯置：為了維持低匯率，央行必須釋放流動性，這些資金未能流入更具顛覆性的 R&D 領域，而是流向了房地產等尋租性資產，這導致資源錯置（Misallocation）。原本應用於推動「創造性破壞」的資本，卻在房地產市場中製造泡沫，加劇了不平等。
- 動態風險累積：巨額外匯存底和壽險業的巨額美元海外資產，構成了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這與《經濟預測革命》一書的警告一致：在看似穩定的總體經濟數據下，複雜系統的微觀連動性可能隱藏著巨大的、不可預測的金融風險。從「預測革命」到「政策革命」學到的不僅是如何解釋經濟成長，更是如何管理一個動態的、複雜的、充滿衝突的經濟系統。
三、精準引導與社會支持
面對 AI 等帶來的結構性調整，以及持續性與可持續性的矛盾，政策需要利用三位得獎者的洞察力：
- 引導創新方向： 政策必須透過精心設計的工具（例如，針對污染或氣候變遷的碳稅或補貼），創造市場誘因，將 R&D 的力量導向解決負面外部性的技術領域。
- 保護工人而非工作： 在高創造性破壞的時代，「彈性安全」至關重要。政府需要投資於再培訓和社會流動性，確保那些因技術變革而失去工作的人能夠順利轉移到更有生產力的新崗位。研究顯示，社會流動性本身就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
- 對抗新威脅： 諾貝爾獎得主警告，持續增長絕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當代威脅包括少數企業的主導地位、對學術自由的限制、以及既得利益者對創造性破壞的阻礙。一旦應對失敗，持續性增長的引擎可能停止運轉，經濟將再次面臨停滯的風險。
最終目標是：在擁抱顛覆的同時，確保社會分配的公平和環境的可持續性，從而在動態中尋求人類福祉的長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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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與閱讀的過程中，整合資訊與現象，身為成長於「台灣病」的子民，我深感弱小無奈，只能發發廢文，選擇躺平在這場經濟陷阱中，也許一兩年後再來看這份筆記又有不同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