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純潔國度》後，我立刻聯想到了同樣講述性別議題、帶有反烏托邦色彩的《使女的故事》。《使女的故事》為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於1985年出版的作品，並在2017年被改編成影集，得到了廣大的迴響。其續集《證詞‧使女的故事續集》（下稱《證詞》）於2019年出版，不僅延續第一部的世界觀，人物也有所關聯。
【豐富的細節】
《使女的故事》特色之一便是其獨特世界觀。書中主要場景基列國中的男女被劃分為不同階級，代表色及職責也嚴格規定。影集因其鮮明的用色而知名，例如使女身上濃如鮮血的紅色長裙及純白雙翼帽子，她們整齊劃一列隊的場景是影集的名場面。文字不像影像，較難描繪出生動或震撼的畫面；但作者細緻刻劃基列國的每一處，精準抓出花園、床單、地毯、招牌等細節，使基列國的生活彷彿環繞讀者周圍，甚至連氣味都拂過鼻頭，觸感都搔過指尖。
除了豐富的環境刻劃，作者對於基列國的種種「規定」設定也相當完整，處處皆巧思，例如使女們的名字。去個人化的設定在諸多小說，甚至現實場合中皆可看見。使女們在故事中僅能穿著規定好的紅色長裙，面孔需以白色雙翼帽子加上白色面紗遮住；他們的房間及用品統一規格，生活起居的一切都以受孕優先被安排為固定的模樣。更核心的是，他們不被當作人看待，只是負責繁衍的工具；這點，作者以十分厲害的細節設計體現在小說中：使女們理所當然沒有名字，但他們也不是以編號被稱呼，而是介係詞「of」加上所服務的大主教姓氏。例如，在弗雷德大主教家的，《使女的故事》主角便被稱呼為「奧芙弗雷德」（Offred）。這種稱呼象徵使女們是大主教的所屬物，以達成大主教的繁衍任務為中心，不該擁有建立己身人格非常重要的名字。
基列國的一切都服膺於他們訂定的教條，從大主教、大主教夫人、使女、馬大到經濟太太，所有人都只是完善體制的零件。然而，故事中的人物幾乎時刻都在突破整齊的標準化外殼。第一部的奧芙弗雷德還可以辯解是她在戰前的美國生活過，第二部的艾格妮絲有記憶以來便在基列生活，心底卻還是長出了對體制的質疑。除了使女外，各個大主教幾乎都收藏理論上被禁止的雜誌及情色刊物，身為國家機器的眼目也有叛徒藏身其中。
這樣的設定反轉正好顯示出，無論在什麼環境下，人都不可能完全被抹去個性，失去原有的本質，就算在基列國的高壓統治下也是如此。也如同希望破繭而出，結局時，不斷回憶並記錄過往生活的奧芙弗雷德，最終在地下組織的幫助下逃離基列，甚至在《證詞》最後與孩子團圓。
【現實與虛構的交錯】
書中大量引用聖經篇章作為基列國的教條。那些話語往往從信仰堅定的基列人民口中說出，其中許多都讓人甚感荒謬，看到註解才發現原來引自聖經。聖經創世紀第30章，裡頭記載拉結為了得到孩子，而提議她的使女與雅各行房，讓使女生子在她膝下，她便得到孩子。小說中的「使女」一詞及其為大主教生子的設定來源於此。
譯者陳小慰於導讀中也提到「作者針對人物的特點，使用了大量出自『聖經』裡的人名」。對於作者大量引用聖經一點，他認為這讓讀者看到「……文化遺產一旦被專制政權堂而皇之地加以利用，將會多麼可怕！」
那些觀念駭人的字句在聖經中究竟代表什麼意義？我對於聖經並不熟悉，且解析這些字句還需要當時時代背景的掌握；但我在閱讀中國古典文學的過程中接觸過一些版本學知識，深知在不同的背景及目的下，字句能夠被多麼不一樣地理解，甚至出現完全相反的解釋都不意外。我想這立刻就會讓人想到，現實中各種以聖經或其他宗教文本為宗，將扭曲的教義融入其中的邪教組織。在《證詞》中，我們能看到基列國核心人物如何製造他們的教條，這點或許與現實中的邪教核心人物相差不多；更讓人害怕的是，所有人都能對宗教文本有自己的解釋。在導讀中，我們能看到作者曾說，小說中的一切都是過去現實中曾出現過的，無論是教義的解釋，或基列的高壓、去個人化制度；相信大家也都遇過與自己價值觀相去甚遠的宗教文本解讀，甚至在小說中的解釋也充滿既視感，種種細節都讓人不禁想問——我們離基列國的距離真的很遙遠嗎？
【虛構與虛構的呼應】
《使女的故事》上下兩集皆以研討會中的文本形式呈現：第一集為使女奧芙弗雷德的錄音檔案，第二集則由「艾杜瓦館親筆手書」及「369A」、「369B」證詞構成。結尾則是當次研討會的部份逐字稿紀錄。
該研討會舉行時間為基列國滅亡後的數十年後。逐字稿中記錄了學者們的發言，口吻貼近現代人的說話方式。其中有一些人的說話方式輕佻，讓人立刻聯想到某些缺乏性別意識、無意間冒犯他人的人。（舉例）在《使女的故事》中，出席研討會的皮艾索托教授（《證詞》譯沛修托教授），於發言中不斷提及和女性身體意象相關的雙關黃色笑話，且態度多有戲謔之意。
作者創作出這個虛構人物的意義是什麼？皮艾索托教授後續的話補充了他的背景：在這個世界觀下，這個世界歷經了因疾病和汙染導致的生育率下降，一些國家祭出禁止節育、一夫多妻制政策，甚至將生育與升職、加薪掛勾（與現實社會正好相反，實有諷刺之意）。身為研究者，他認為「對基列進行道德審判時必須謹慎……我們要做的不是指責，而是理解。」這是面對文本應有的態度。但並不代表我們應該接受基列所做的一切，或是皮艾索托教授的性別意識。
已經發生過基列國的慘案，身為以基列國使女為題的研究者，應該更加注意性別意識，結果卻在研討會等正式場合上說出非常不恰當的話。當然，作為研究者或觀察者，帶著有色眼鏡會使我們對文本的理解更遙遠。我們理解皮艾索托教授的背景會使他說出這些話、有這種想法——但這並不是應當被允許的，《證詞》中提到身為女性的穆恩教授（《證詞》譯新月教授）對那些笑話持負面評價，這就表明作者的態度。回到現實中也是如此。我認為上述情節正好顯示出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歧視框架，也無疑是一種現實的反映：就算我們不像基列國一樣受性別嚴格規制的高壓統治，把女性塞進生育工具的框架下、不把女性當作人看待、檢討性侵受害者，諸如此類的事還是經常發生——歧視與不平等在生活中如此常見，權勢者迫害弱勢性別案件層出不窮，我們又比基列國好上多少？
同時，《使女的故事》及《證詞》以未來小說的形式呈現，不禁讓人反思，人類文明真的會隨時間越來越進步嗎？近幾年襲捲歐美的極右化浪潮無疑也為這個問題打上了大大的問號。
後設之意在於指涉文本的虛構性，《使女的故事》的後設性卻讓我們反思文本與這個世界的距離，究竟有多近。虛構文學在我們與現實之間撐出了空間，使我們看見固有的問題，也能更加客觀的深思、辨明是非。這是虛構為我們帶來瑰寶。
-
《使女的故事》及《證詞》皆圍繞著基列國世界觀，後者的故事疑似接續前者，但作者並無給出明確答案，也可以當作獨立故事看待。兩本小說書寫時間相差三十幾年，劇情和風格也不盡相同，但作者在兩本書中皆展現出極高的寫作技巧。《使女的故事》節奏較慢，有許多描寫環境、刻畫世界觀的段落；《證詞》的情節更加高潮迭起，但後半部分某些轉折較為生硬。但兩本小說都展現出作者編織情節的功力，不疾不徐地將線索匯聚在一起，最後一次引爆。兩本小說我都很喜歡，非常推薦接續閱讀；《使女的故事》風格更偏向純文學，《證詞》的情節安排則較接近通俗文學，推薦給所有喜歡小說的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