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3年6月出生在新竹，家中排行老大，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我的家庭背景非常特殊，可以說是書香與畫墨並存的藝術之家。祖父陳開泉是上海美專國畫組的藝術家，曾是劉海粟教授的得意門生；父親陳祖儒，是一位書法家，還曾擔任老師。我從小耳濡目染，家中到處是筆墨紙硯、古今詩文。
父親從小就希望我成為一位畫家。他自己雖然寫得一手好書法，但不會畫畫，因此對祖父那一代的藝術志業，總有一份無法實現的遺憾。這樣的期待，便悄悄地落到了我身上。
然而，我並不理解他的心情。我說我想念書，想考醫學院，他非常驚訝，問我：「你要當醫生？為什麼要當醫生呢？」我也說不上來，只是因為我的好朋友，他爸爸是蔡小兒科的，我覺得當醫生看起來也不錯。父親和母親聽了，滿臉疑惑地互看了一眼，像是被這突如其來的決定打了個措手不及。我從小看到爸爸每天寫字、寫打油詩，那是一種幾乎宗教式的日常儀式感。他從來沒有正式教過我們寫字，反而會罵我字寫得不好，叫我要改進。我也就更加排斥。即使他希望我學畫，還特地到處幫我找美術老師，把我暑假寒假排得滿滿的畫畫課，我心裡還是想：「畫圖有什麼用？我想念書啊！」
那時，我根本無法理解他那份沉默的愛和期望，直到我長大了，才明白他其實只是想傳承某種家族的精神。我的小女兒從小就愛畫畫，畫得很有感覺。當我父親看到她的畫時，彷彿看見了希望，高興地送她一本李可染的畫冊，還特別說：「李可染是你阿公的同班同學，這本畫冊上寫著『繼往開來，承先啟後』，我們家終於有人會畫圖了。」
他是真的開心。那是一種家族精神有了繼承者的釋然。我也漸漸重新拾起畫筆，開始創作，甚至有人將我的作品收錄在《中國收藏》雜誌，還為我做了一本專輯。
我想，如果我爸爸還在世，看到我今天會畫畫了，一定會非常高興。他過去常常會為我寫字，有時候還是打油詩。他說：「寫書法、畫畫，其實是一種人格養成的訓練。」
我過去不懂，現在懂了。那些當時讓我抗拒的事，其實是一種家族精神的延續，只是方式不一樣。我沒有成為畫家，但我選擇了醫學，另一種方式去對生命、對人、對家庭，盡一份責任與傳承。
我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在澳洲當家庭科醫師，小女兒則在美國當眼科醫師，兩個也都選擇了醫療這條路。或許我們家沒有繼續做藝術，但從我開始，我們選擇了另一種方式來照顧生命，守護人群。我想，這也是我們家的一種藝術，只是畫布換成了人生。
高醫出身、馬偕扎根
1971年，從新竹中學畢業，第一次考上的是臺北醫學院牙醫學系。但不甘心，覺得應該有更大的空間可以發揮，於是隔年重考，錄取了高雄醫學院的醫學系。一同入學的同學中，有不少日後在醫界嶄露頭角的人，包括侯明鋒（侯友宜的哥哥、前高醫大附設醫院院長 )，張建國（秀傳醫療體系研發長）、鐘育志（前高雄醫學大學校長）等等。
我念到1979年，足足七年畢業。那是當時的醫學教育常態：前五年是基礎醫學，後二年是臨床與實習。我用功讀書，以第一名畢業，榮獲「杜聰明博士獎」，對我而言，是個莫大的肯定。
畢業後，我服兵役，在臺中中興嶺851醫院擔任軍醫。退伍後，進入臺北馬偕醫院，從1981年起開始接受婦產科的住院醫師訓練。那時的馬偕醫院，是一個非常重視制度與紀律的地方，藍中基教授是主任，帶給我們很多臨床上的榜樣與嚴格要求。我與季明光、葉能貴、林鴻偉等人一起輪班、接生、照顧病人，住院醫師的生活忙碌但充實，許多片段我後來都寫在臉書上，也成為我的生命記憶的一部分。
升任總醫師時，李義男主任對我說：「我們馬偕要學臺大、榮總，發展次專科。」這句話深深觸動了我。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投入產前遺傳診斷，那時這個領域還很冷門，沒什麼人想做。我卻直覺地回應：「我願意。」並且白紙黑字寫下承諾。
就是這句承諾，改變了我一生的醫學路。1985年，升任主治醫師，便開始在臺北榮總婦產部學習染色體檢查技術。那是當時全臺灣羊水檢查最多的地方，由耶魯大學遺傳學系的楊蘭平教授回國親自指導。我記得去的時候，他們已經抽了 1000 多例羊水。
我也去過臺大醫院的羊水實驗室，與謝豐舟教授、柯滄銘教授討論。雖然最後選擇在榮總進修三個月，但這段經驗為我日後創立馬偕的羊水實驗室打下了堅實基礎。
1985年，我在馬偕婦產科設立了羊水實驗室。這不只是醫院裡多了一間實驗室，更是為我後來投入鑲嵌型染色體異常與產前遺傳診斷，奠定了里程碑。從那一天起，我知道，我將走上一條不太一樣的醫學之路。
（本文取材自《婦產科醫師生命之光（下）》一書，經作者宋永魁教授授權全文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