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房思琪痛百倍的閱讀經驗 #上個月剛過南京大屠殺八十八週年 #遺忘大屠殺就是二次屠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粹集中營倖存者Elie Wiesel #不能記取過去經驗的人_注定要重蹈覆徹-西班牙裔美國哲學家暨小說家George Santayana
本書作者張純如(1968—2004)為美籍華裔歷史學家、作家,於三十六歲時舉槍自盡。一生共出版三本書,分別為:《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之謎》、《美國華人史:十九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一百五十年華人史詩》及本書,
關於1937年(民國26年)12月13日起,持續六周以上的南京大屠殺,國高中歷史課本多少都讀過。然而,相對於納粹德國的大屠殺,為何現在鮮少有人談論、紀念南京大屠殺?甚至,日本還試圖掩蓋、淡化大屠殺的事實,且至今仍未正式道歉與賠償。
「本書要討論的是『文化力量』,這股力量既可以去除社會約束力,驅使我們成為惡魔,也可以更強化社會約束力。」
本書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分別從日本人、中國人及當時留在南京的外國人的視角,試圖還原南京大屠殺的始末。第二部分,探討戰後該史實的「效應歷史」,如何受到法庭審判、國共內戰、美蘇冷戰等影響,逐漸發展成今日中共大肆紀念,我國卻噤聲的畸形模樣。
去年(2025),多國紀念二戰暨抗戰勝利八十週年,並舉辦相關的紀念活動,如:我國、俄羅斯、英國、美國、德國等。雖然二戰的歐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同一年結束,但開始的時間卻各不相同,德國與英國從1939年9月,德國閃電襲擊波蘭開始。美國從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始。俄羅斯從1941年德國發動「巴巴羅薩行動」侵略蘇聯開始。我國則從1931 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軍炸毀鐵路並栽贓給中國軍隊,隨即攻打瀋陽,佔領滿洲(東北三省)。亦即,我國是被侵略最久的國家,共計十四年(俄烏戰爭自2022年迄今僅四年)。
首先,那六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可被稱之為「大屠殺」?
該年(1937),「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起,我國對日全面抗戰。8月日軍進攻上海,開啟「淞滬會戰」。11月國軍撤退,發生有名的「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原打算「三月亡華」的日軍,沒想到一座城市就從夏天打到冬天。等上海終於淪陷時,12月日軍推進南京前,其情緒已滿腹復仇之火。事實上,在前往南京的路上,日軍早已開始襲擊蘇州與許多小農村,見一個殺一個。除了屠殺,還綁架數千名婦女,強迫為性奴。亦即,日軍的暴行並不僅限於南京。
日軍沒想到僅靠五萬人,四天的時間就攻破(12月12日傍晚)當時我國首都-南京。其中的原因有:12月8日蔣介石(老蔣)離開南京的那天,整個中國空軍一併撤離。又帶走最精密的通訊儀器至重慶,導致部分軍隊無法通話。而國軍來自各地,溝通困難。且軍隊中有許多是被強拉入伍的無經驗者。更致命的是,國軍精神渙散,且各部隊彼此不信任。
當時城內估計有超過五十萬平民和十一萬國軍。國軍指揮官唐生智原先想停戰,卻被老蔣拒絕。12月11日老蔣甚至下令要唐生智撤退部隊,其在電報中表示:「唐總司令,如果你無法維持局面,就應該把握撤退的機會,保存實力,重整軍隊,以備未來反擊。」隔天12月12日,唐生智召開參謀會議,會後將撤退的命令分發至各部隊,並與日本斡旋停戰,卻遭日本司令官松井石根拒絕(戰後被處死)。最後,唐生智渡楊子江,國軍和百姓亦爭相渡江,許多人因混亂推擠、或爬城牆摔死、或溺水而死。
暴行一:屠城
日軍進入南京城時,消滅所有中國俘虜的命令不但已經是白紙黑字,且已傳達給所有低階軍官。其理由為,無法提供食物給眾多俘虜,及預防未來可能發生暴亂。日軍更利用誘騙手段屠殺戰俘:先假裝答應會公平對待中國人,以換取其停止抵抗,最後在將其分組,誘拐到南京近郊殺掉。或挨家挨戶的要求開門迎接勝利進城的軍隊,等平民一點頭就開火,並打劫、焚毀民宅。甚至因為殺了太多人,找不到夠大的壕溝掩埋七、八千具屍體,改以焚燒的方式處理,又燒到汽油沒了,焦屍推積如山,最後屍體直接被扔進長江的慘況。
相較於日本軍隊文化,效命天皇的視死如歸或武士道的寧死不降(盟軍投降者與寧死不降者的比例是1:3,而日軍的比例則是1:120),日軍以為天皇而死為至高無上的光榮。前日本士兵東史郎寫到:「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錢。」「那麼敵人的性命就更不值錢了。」而中國人輕易的投降,亦增加了日軍對中國人的輕蔑。
暴行二:強暴
日軍迷信強暴婦女會讓他們在戰場上更神勇,二戰期間,除了於我國,還於朝鮮半島、菲律賓、日據時期的台灣等地徵召(誘騙、綁架、強迫)「慰安婦」,受害者人數估計從數萬到二十萬不等。即便軍隊曾宣布,強暴敵國婦女是非法行為,也只是鼓勵日軍在事後殺害受害者。
紀錄片《奉天皇之命》中前日本士兵東史郎表示:「如果我們只是強暴她們,到也無妨。我不應該說無妨的。但我們通常是把她們刺死,因為死人不會說話。」「也許我們在強暴她的時候,把她當作女人看,但我們殺她的時候,只是把她當作一頭豬。」參與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兵永富角戶則說:「我們輪暴十二歲到八十歲的婦女,當婦女無法滿足我們的性需求時,就把她們殺掉。」
日軍還利用各種手段搜捕婦女以供強暴,如:假裝審問「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下稱安全區)的負責人,把外國人都引到前門,其他日軍則在校園裡搜捕婦女。或半夜直接闖進安全區隨機綁架婦女強暴。或假借清查人數,通知民眾登記領取護照,藉此物色強暴人選。或直指燙捲髮、穿著講究的女性是妓女,將其帶走。或殺光全家,將少女綁架為性奴。導致許多婦女寧可不洗澡、把臉塗黑或頭髮剪短,希望能夠阻擋日軍的強暴。
暴行三:各式凌虐
除了活埋,日軍以各式殘害身體的凌虐為樂,可謂日軍十大酷刑:其一,開腸破肚,如:以刺刀剖開孕婦的肚子,拉出腸子及還在蠕動的胎兒。其二,砍頭比賽,12月7日出版的《日本報知者》,標題是「少尉們進行一場殺害一百個中國人的比賽,競賽勢均力敵」。該報導一星期後,因無法確定兩名少尉誰先殺死一百人,他們把目標改為一百五十人,並宣稱競賽很「有趣」(兩名少尉戰後被判處死刑)。而原先以受害者的人頭來計分,後來為了節省時間,改砍割喉。其三,切斷四肢外,還把俘虜訂在木板上讓坦克輾過。其四,將俘虜訂在樹上、電線桿上,切下肉條或練習刺刀術,或把俘虜們綁起來,對他們投手榴彈。其五,在被火燒死前,挖出眼睛、割掉鼻子和耳朵。其六,將俘虜脫光衣服,用錐子戳滿洞。其七,發明玩火遊戲,把俘虜趕到屋頂,再把樓梯拆掉,放火燒樓。其八,潑汽油開槍引燃。其九,凍死,打破結冰的湖,命令俘虜脫光衣服跳進水中抓魚。其十,被狗咬死,日軍的德國牧羊犬除了吃屍體,還會在日軍命俘虜脫光衣服後,任其撕咬敏感部位。
暴行四:性虐待
日軍極盡所能的搜尋女性,從八歲以下到八十歲的女性都難逃被強暴的命運,連尼姑也不放過。即便是在安全區,日軍也會故意滋生事端,將外國人誘離難民營,以便輕而易舉地綁架和攻擊婦女。除了先姦後殺外,更可惡的是,為了娛樂,還刺穿女性的陰道,陰道口被木棍、樹枝、雜草、高爾夫球桿、啤酒瓶、竹棍等刺穿,甚至塞入鞭炮炸死。除了女性,男性也會遭到雞姦,甚至被迫強暴女屍。性虐待中最悲慘的例子,就是整個家族被迫墮落。日軍為逞性虐待的樂趣,強迫中國人亂倫-父親強暴女兒,兄弟強暴姊妹,兒子強暴母親。
暴行五:搶劫文物及人體實驗
除了中央研究院與故宮南遷的文物、及中央大學的古書,日軍還用乙炔火炬、手槍和手榴彈,爆破銀行保險庫、私人保險相等,搜刮各式青銅器、玉器、瓷器、地毯、藝術品、字畫、古書、珠寶、鋼琴、古董、家具等。
日本還於1939年成立傳染病研究實驗室,為中國俘虜注射或餵食各種有毒物、細菌及致命氣體,包括丙酮、砷酸鹽、氰化物、亞硝酸鹽、及各種毒蛇得毒液。實驗後殺掉,就進焚化爐。
大屠殺下的外國人
日軍侵華下的外國人:1937年11月,法國神父被薩奇(Jacquinot de Bessage)在上海成立中立區,收容中國難民。隨後,長老教會的米爾士(W. Plumer Mills)牧師也在南京設立同樣的中立區,範圍在當時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美國大使館,及中國政府辦公廳,以供平民避難之用。
然而,日本並不接受中立避難區的提議,甚至以飛機炸沉12月9日載滿外國人的班奈號,上頭有外交官、記者、西方人和中國難民,之後日本為避免美國參戰,賠償了事,並以粉飾戰爭的「戰爭宣傳」取代「戰爭消息」。
最後,米爾士和其他二十幾個人(大多是美國人,也有德國人、丹麥人、俄國人),成立安全區(日本未正式承認為中立區)。其職業有傳教士、醫生、教授和企業主管。其中最有名的是有「中國辛德勒」之稱的德國商人、納粹黨員暨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John Rabe),和南京唯一的外科醫生、金陵大學醫院的美國人-威爾遜(Robert O. Wilson),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育系系主任暨代理校長的美國人魏特琳(Minnie Vautrin)。
安全區主席拉貝,受僱於西門子的南京辦事處,因自認對中國員工的安全有責,其員工為西門子洋行的技師團隊,負責維護城內主要電力設施,如:渦輪機、電話、時鐘、警局和銀行的警報器,及醫院的大型X光機。甚至為了設立中立區,曾向希特勒發電報,雖然希特勒未回覆,但日軍改變了轟炸的模式,從恣意轟炸轉為攻擊軍事目標。
外科醫生威爾遜,除了免費為病患動手術,更目睹了日軍的惡行,其在1938年1月3日的日記上寫道:「她是被日本兵帶到醫療隊的五名婦女之一-白天他們洗衣服,晚上被他們強暴。其中兩名婦女每晚被迫滿足十五至二十個士兵,最漂亮的那位婦女一碗要接待多達四十個士兵。這個被送到醫院的婦女,是被三名士兵叫到荒郊野外,企圖要把她的頭砍掉。日本士兵把她脖子上的肌肉切掉,但沒能切斷脊隨。她洋裝死了,然後拖著自己的身軀來到醫院。」
另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代理校長魏特琳,為少數留在南京的西方女性。戰後魏特琳於大屠殺期間書寫的《魏特琳日記》,紀錄下大屠殺的期間,其日以繼夜地在校園內庇護超過一萬名婦女與孩童,甚至被掌摑、被刺刀威脅。除了搜捕女性,日軍還曾多次強行進入校園搜捕士兵。日軍認為軍人每天用槍,手指的某些部位會長繭。還檢查民眾的肩膀是否有背包的痕跡,檢查前額和頭髮是否有軍帽壓凹的痕跡,甚至檢查腳上是否有行軍數月而留下的水泡痕跡。然而,有些民眾只是恰好在手指上、額頭上或腳上長有繭,他們是人力車伕、苦力和警察。
安全區最後收容了約二十至三十萬難民,當時留在城裡的中國人,幾乎有一半都躲在安全區。
戰後
戰後分別於中國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1946–1947)和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946–1948)進行審判。前者審理「乙級、丙級戰犯」,起訴四人,審判期間,有一千多人出庭作證,控訴約四百六十件謀殺、強暴、縱火、搶劫案件,最後包含第六師團團長谷壽夫和砍頭比賽的兩位少尉被判死。後者審理「甲級戰犯」,起訴二十八人,法院判定,日軍對待戰俘的殘暴手段,凌駕於納粹。遭納粹俘虜的美國戰俘,每二十五人中只有一人死亡;在日本俘虜之下,每三人就有一人死亡。最後包含日本司令官松井石根、外相廣田弘毅等共七名被判死刑。判決書長達四萬九千頁、一千萬字,其中還包括七百七十九分宣誓書和證詞,以及四千三百三十六件證物。歷時兩年半,是紐倫堡大審的三倍。
可惜的是,美國同意日本,作為投降的交換條件,免除所有日本皇室成員的罪責。使得裕仁天皇(昭和天皇,1926-1989)享有戰爭責任的審判豁免權,更讓其繼續坐擁皇位,妨礙戰後日本人民對其二戰罪行的歷史認知。
然而,戰後迅速迎來美蘇冷戰,造成正義的大逆轉。隨著1950年韓戰爆發,中共、蘇聯、北韓成為美國的敵人。相較於納粹德國戰後徹底的審查與整頓,日本反讓戰時的高官重返權力核心。因美國將日本視為反共的一員,欲維持日本的政治穩定,釋放部分具有管理能力的舊體制官員,包含後來成為日本首相,戰後列為甲級戰犯嫌疑人、創建滿洲國的岸信介。
戰後,一些生還者還抱持希望,盼政府會支持他們促使日本賠償,並正式道歉。然而,不同於蘇美英法分治德國,或蘇聯將戰俘送往西伯利亞做苦役。戰後,國民黨政府除了遣返兩百萬日軍、日僑,並主張維持日本領土完整,為的是國共內戰時獲美日的支持。另中共於1972與日本建交(同年與我斷交),亦為獲國際承認,多次宣布已寬恕日本。然而,中方從未和日本簽訂放棄戰爭犯罪求償權利的條約。亦即,中方仍保有求償的權利。
相較於納粹德國戰後的道歉與賠償,日本除了不及德國賠償總額的百分之一(六百億美金)外,日本右翼,即抱持歷史修正主義、國家正常化(正式軍隊)、崇拜天皇者,還試圖淡化甚至否認大屠殺。如:前日本運輸大臣暨作家石原慎太郎曾說:「有人說日本曾在南京進行大屠殺,這不是真的,這是中國人編造出來的故事。日本的形象已經受到玷污,但這是個謊言。」另日本教科書完全否認日軍有系統性的屠殺,僅強調殺害大量中國平民和士兵,而未說明或淡化人數,甚至部分教科書直接刪除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至於學界,甚至有偽造原始檔案的情形,如:1985年,歷史刊物《歷史人物》指出,在松井石根戰時日記中,發現了多達九百多條錯誤。
今天,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之所以能夠被後人所知,靠得是當時記者的報導(包含日本報紙)、攝影師的影片、生還者的口述、安全區外國人的日記、或當時日本士兵拍攝,由中國照相館員工,機警的多沖洗一分,偷運出去或藏在浴室牆壁中(類似電影《南京照相館》的劇情)。其中最令人佩服的是李秀英(1919—2004),當時十九歲的她在與日本人奮戰時,身受三十七刀,卻幸運地生還,得以在六十年後敘述所遭遇之事。
反省
「中國死亡的人數有說是四十萬人,有說是十萬人。但四十萬人和十萬人的差別到底在哪裡?」-村上春樹
綜上,日本的的確確有系統性的大屠殺行為,除了白紙黑字消滅所有中國俘虜的命令外,早在到南京前,就已有屠殺與強暴的事實。
我們可以想像二戰後,德國試圖淡化甚至否認大屠殺嗎?可以想像德國去參拜納粹的墳墓嗎?可以想像德國納粹持續執政嗎?可以想像德國以受害者自居嗎?然而,同樣是大屠殺的日本,卻試圖淡化甚至否認大屠殺。卻仍有政治人物參拜供俸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2013年後無首相親拜,改供俸祭品替代)。且除了戰後擔任首相的甲級戰犯嫌疑人岸信介,還有戰後分別擔任外務大臣和法務大臣的甲級戰犯重光葵和賀屋興宣。並以二戰兩顆原子彈的受害者身份自居。
回到本書探討的核心-文化力量,筆者認為,文化的力量要作為社會的約束力,前提是,大屠殺的歷史要持續被閱讀與詮釋,亦即被思考與反省,不管是戰勝國或戰敗國,此反思下的文化才可能真正具有避免歷史重蹈覆徹的可能。然而,在二戰後八十一年的今天,我們真的有從歷史學到教訓嗎?
今天的日本一方面強調和平,另一方面又試圖推動修憲,以擴大自衛隊的職能和能力。以及德國一方面軍援烏克蘭,另一方面又從募兵制轉回徵兵制。且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統計,2024年日德的國防支出,分別為世界排名第十與第七(我國為二十三名)。本書認為,相較於日本,德國既有道歉又有賠償。筆者同意,站在受害者的立場,德國的確承認並承擔了這方面的責任。然而,站在普世人權的立場,德國是否真正避免軍國主義復燃、重蹈歷史的問題?
對外,以近年的以哈戰爭為例,面對以色列幾近種族滅絕式的攻擊平民,德國並未站在「人權」的立場聲援巴勒斯坦。對內,德國新興政黨、目前的國會第二代黨「另類選擇黨」(AfD),如同日本右翼,亦同樣試圖淡化甚至否認大屠殺,或同樣以二戰的受害者自居(如:德勒斯登大轟炸)。
德國或許自認為是曾發動大屠殺的國家,因此若指使以色列,會自失立場。然而,人權是普世的,並不因國家而有所差異。如同人的膚色僅取決於厚度約一張紙(0.05到1.5mm)的表皮層,表皮層以下,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值得效法的曾遭種族隔離的南非,其站在人權的立場,發出對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國際逮捕令(涉及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對人權的追求,不應受到「權頭」的大小而有所差異(以色列2024年國防支出位居世界第十三名,南非則為第六十四名)。
雖然,德國在《德國刑法》第130條(通稱為「煽動仇恨罪」(Volksverhetzung))中明定,禁止在公開場合或集會中,以「足以擾亂公共安寧」的方式,對納粹的種族滅絕行為進行認可、否認或淡化。亦禁止公開認可、美化或辯護納粹黨的暴力與專制統治。因法院認為大屠殺是經過證實的歷史事實。因此,否定它並不受「言論自由」保護,而屬「錯誤的事實陳述」,具有煽動仇恨的危險。本書中提及的拉貝在德國是否屬違反「煽動仇恨罪」?
拉貝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納粹並非百分之百的惡,而是善的不足。身為納粹黨員、與日本同為軸心國的德國人拉貝,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幫助的竟是中國人而非日本人,其體現了普世人權的價值。今天不是某國人,不是以種族或國族主義區分人與非人(如同日軍視中國人為豬)。而是只要身為人,都有有尊嚴活下去的權利。此事,之所以不違反「煽動仇恨罪」的原因在於,並未美化或否認納粹的暴力與專制統治。相反的,提供了漢納鄂蘭所說的「平庸的邪惡」之外反思「平庸的善良」的可能。亦即,體制本身並無優劣,而是執行的行動才有優劣之分,而人性向善是本能。與其說是體制導致暴力與專制,不如說是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所產生的結果。
德國法院認為,大屠殺因經過證實的歷史事實,故不受言論自由保護。即便實務上,德國確實有政治人物因淡化與貶低大屠殺,而構成煽動仇恨罪並判處罰金。然而,站在言論自由的立場,筆者認為,言論自由即思想自由,經過證實的歷史事實不應成為限縮言論自由的理由。亦即,有排除任何思想的可能。
按字面上理解,德國所限縮的是在「公開場所」的言論,且要達到「足以擾亂公共安寧」的程度(結果)。非公開場所的言論,及未達到足以擾亂公共安寧程度的言論仍受保障。但該規定卻已無形中限制了言論思想自由並造成寒蟬效應,尤其在AI與社群網站發達的今天,任何放在網路的東西,都有外流或被竊取的風險,都有「被公開」的可能。導致最保險的做法,就是歷史課外,少談論納粹德國的那段歷史。
如此不可被重新詮釋與理解的封閉、單一史觀,反而成為一種欲擺脫的「原罪」。亦即,反而導致新一代的德國人難以透過反思與歷史產生深刻的連結,進而減少自身主動地對該歷史的責任與反省(避免重蹈覆徹並走出歷史的窠臼)。亦小看人們理性判斷的智商與能力,認為一點風吹草動就足以擾亂公共安寧,社會將難以進步(包容與理解差異)。筆者認為,應透過開放社會的言論自由,讓該歷史不只是德國人的歷史(德國移民已佔總人口的30.4%),而是全人類的歷史。亦即,上升至普世人權的跨文化、跨時空的普遍價值層次,透過人們持續的討論與思辨,詮釋與理解,將大屠殺的歷史教訓與價值保存、延續與發揚。而非小看人們的智商
歷史之所以需要持續詮釋與理解在於,歷史的發展是辯證的、是多元的、咖放的、動態的。西方一般認為希特勒的邪惡是無可比擬的,因而希特勒領導的納粹政府亦是無可比擬的邪惡。然而,此種簡化(或者說醜化)的歷史,不過是站在勝利者立場所書寫的歷史的版本,而非複雜多元的歷史本身。亦即,勝利者的歷史宣稱其是走在歷史正道上的、正義的、制度最完善的、正確的歷史。相反的,失敗者的歷史則是歪道的、邪惡的、有缺陷的、錯誤的歷史。此種「結果論」的史觀,僅是一種「意識形態」而非歷史本身。
如同當今世界常將國家分為民主陣營與非民主陣營,然而,就「民主」而言,不同文化脈絡下的民主亦有不同發展形式,而非簡單二分。真實的情況,反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主中有非民主,非民主中有民主。如:美國總統的選舉人制度,看似民主,卻非票票等值,甚至可能造成「贏了普選票、卻輸掉白宮」的情況。或近日美國偷襲委內瑞拉,其行動對外未獲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授權或要求,對內未經國會授權。真正的歷史下的人,是立體、複雜、多元的。是既理性又非非理性、既必然又偶然、既肯定又否定的。
結論
「人們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永遠得不到教訓。」-黑格爾
歷史總是讓人充滿既視感,不管是「沒有永遠的朋友與永遠的敵人」(蘇美從二戰時的同盟國,戰後轉為冷戰的意識形態對立),或以「宣傳」取代「消息」(大內宣、大外宣)。歷史發展常忽略利益(數字)底下真實的人們,像你我有一樣想要有尊嚴活著的人。真實的人們並不止於大屠殺,而是在戰後,持續與傷痛共存、持續堅強的活下去。如同走過悲傷五階段,從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到接受。活著總有盼頭、總有希望、總有可能性。
透過對歷史的閱讀與詮釋、思考與反省,將其化為生命韌性的養分。才可能真正避免下一次的大屠殺,並朝向永久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