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舘》是2025年中國歷史劇情片，由申奧執導，劉昊然、王傳君、高葉等主演。影片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講述一群平民在戰亂中躲進照相館避難，並冒險揭露日軍暴行的故事。 在正常的歷史教育中，影像作品應以還原史實、拓展視野、促進反思為核心要素。然而，中國電影《南京照相館》卻背離了這一原則，成為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產品：它不是在幫助觀眾理解歷史的複雜性，反而重構歷史情節，以選擇性、片面化的敘事，煽動情緒，收窄觀賞者的歷史視野。 歷史敘事的片面與失真 該片採取單向度的歷史呈現，將日本與中國關係簡化為單純的仇恨與受害者—加害者二元結構，忽略了戰爭年代中更廣闊的國際脈絡與複雜因素。這種選擇性敘事不僅弱化了觀眾對史實全貌的認識，更將歷史變成政治動員的工具，而非學術探究與公共記憶的基礎。 情緒操弄的政治化用途 影片大量使用渲染性的視覺與音效元素，旨在觸發憤怒與民族仇恨，而非引導理性討論。這種策略在短期內或許能激發所謂「民族凝聚力」，但長遠而言，卻容易使社會陷入情緒化對立，削弱民眾面對國際現實與多元史觀的能力。歷史被包裝成政治宣傳品，其效用更多是維繫當權者的敘事霸權，而非促進社會成熟。 對公共理性的侵蝕 文明社會普遍避免利用影視作品單一地塑造仇恨對象，因為這將使國民失去跨文化理解與批判性思維的空間。當歷史被定格為固定的敵我框架時，不僅阻礙跨國交流，也使國內公共討論陷入封閉與自我複製的迴圈。 可預見的長期隱患 歷史虛無與情緒動員的結合，極可能在社會深處埋下對外關係緊張與內部輿論操控的種子。觀眾在缺乏多元史料與開放討論的條件下，被動吸收單一版本的歷史敘事，最終將難以分辨事實與政治化演繹的界線。 對比式觀察：虛無敘事與啟發性歷史影像的分野 如將《南京照相館》與真正具啟發性的歷史影像相較，其差異極為明顯。前者以強烈的情感渲染與敵我標籤取代史料探究，將觀眾置於單一情緒回路中，幾乎沒有留給理性思考的空間；後者則以多元史料與多重視角交織，呈現歷史的複雜性與矛盾面，讓觀者在理解悲劇的同時，也得以洞察造成衝突的深層原因。 一部具有教育價值的歷史紀錄片會在呈現戰爭暴行時，輔以不同來源的文獻、當事人的多方證詞、以及跨國研究成果，使觀眾能在同情受害者的同時，對事件背後的政治結構與社會動因有更全面的理解。它不會簡單地固化仇恨，而是引導觀眾思考如何避免歷史重演，並在國際對話中尋找共同的倫理基礎。
相較之下，《南京照相館》不僅忽略這些面向，更刻意避開任何有助於化解敵意的史料與觀點，將歷史降格為政治情緒的燃料。 中國政府推廣的政策風險與國際影響 當中國政府選擇將《南京照相館》作為重大宣傳工具推廣，其實質是將國民教育與對外宣傳綁定在單一的仇恨敘事上。這樣的政策有三層風險： 第一，就中國國內層面而言，它強化了情緒化民族主義，壓縮公民社會的討論空間，使批判與反思被視為「不愛國」而遭邊緣化，進一步弱化社會的自我修正機制。 第二，就中國對外層面而言，此舉會惡化與相關國家的外交環境，甚至影響第三方國家對本國的觀感與信任，因為國際社會往往警惕那些透過仇恨動員內部的政權。 第三，就長期戰略層面而言，當國民世代以單一敵我框架理解歷史，未來即便國際環境改變，政策方向也可能被既有的仇恨記憶所綁架，削弱靈活外交與和解的可能性。 這不僅是宣傳策略的短視，更是對中國國家未來發展的自設障礙。 國際輿論的反制與建議 國際社會在面對此類仇恨宣傳時，應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首先，建立歷史事實的多元敘事平台，通過學術交流、公開檔案與多國合拍紀錄片，為全球觀眾提供平衡而可信的史料來源。其次，在外交與媒體領域主動揭露宣傳意圖，指出這類影片背後的政治操作與長期風險，避免國際輿論被情緒化敘事主導。同時，可鼓勵民間組織、跨國學術團體舉辦討論與展覽，讓觀眾在接觸情感素材的同時，也能理解事件的多重面向。 更重要的是，應在國際對話中強調共同的歷史教訓與人道價值，以此作為外交溝通的基礎。當國際輿論能持續提供理性、開放、且以史料為依據的討論空間，便能有效削弱仇恨宣傳的持續影響力，使歷史成為促進理解與合作的橋樑，而非製造敵意的工具。 類似《南京照相館》這樣的作品，不是對歷史的尊重，而是對歷史的利用；它並不是在拓展人民的歷史視野，反而是在刻意收窄它。任何一個重視公民理性與國際責任的文明國家，都不應大力推廣此類帶有強烈仇恨動員色彩的影像，因為它們終將損害歷史真相與社會的長遠穩定。唯有透過開放的歷史對話、多元的史料呈現，以及國際社會的理性合作，才能讓歷史真正成為防止悲劇重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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