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人》是一道緩慢滲入體內的陰影，在閱讀結束後仍持續發酵，逼迫讀者回頭審視自己對正義、愛與罪責的理解。
故事從一名女性即將被殺害的瞬間開始。恐懼、疼痛、求生本能與徒勞的冷靜交錯出現，讀者被直接拖入受害者的意識之中。這個開場極具侵略性。
隨著敘事轉向警方調查，小說看似進入熟悉的刑偵框架，但很快便偏離讀者的預期。《罪人》選擇將大量篇幅投注在人物的內在狀態上，尤其是刑警李麟飛。表面上，他因情感與案件高度交織而失去冷靜，被迫退出核心調查位置，然而隨著情節推進，讀者逐漸意識到，他並非單純被命運推著走的受害者，而是一名在強烈責任感與深沉情感之間不斷拉扯的人。因過度投入與自我要求，使他難以察覺自身行動可能帶來的後果，這份無法停下來的執著，正是角色最關鍵、也最危險的核心。
與李麟飛形成對照的，是潘勳明這個角色。作為嫌疑人，他冷靜、自信、擅長操控情緒與制度漏洞。他的可怕之處不在於是否犯下命案，而在於他對人性的理解與利用。他知道警方的界線在哪裡，也知道如何在不越線的情況下，將對方逼到失控。小說中幾場偵訊與對峙戲，實際上是一場心理權力的拉鋸。
隨著調查逐步展開，主角的行動看似仍遵循理性與秩序，實際上卻悄然偏移了原本所信奉的界線。小說並未明言這個轉折發生的瞬間，而是透過心理狀態的累積與選擇的細微變化，讓讀者在回望時才驚覺，某條不可逆的道路早已被踏上。這段謎題的魅力，在於它以「察覺」為終點，使追兇的過程逐漸轉化為一場自我對質的推理。當讀者意識到真正需要被解答的問題什麼，「罪人」的重量也隨之顯現。
小說採用「現今／過去」交錯的時間結構，章節標示清楚，但情緒與資訊刻意錯置。這種結構的高明之處在於讀者在尚未掌握完整事實前，就已被迫對角色產生情緒立場，而當後續真相逐步揭露時，那些先入為主的判斷會反過來折磨讀者本身。
在文筆與風格上，《罪人》展現出一種相當成熟且冷靜的敘事控制力。作者的文字並不追求華麗或戲劇化的修辭，而是以偏向寫實、節制的語言，一點一滴堆疊情緒與壓力，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被拖入角色的心理深處。敘事穩定而有耐心，擅長以細節取代直白的情緒宣告，無論是恐懼、羞愧、憤怒或欲望，都透過行為、肢體反應與內心獨白自然浮現。作者在視角轉換上的掌握也相當精準，能在貼近角色時保持同理，卻又始終維持一層冷眼旁觀的距離。這樣的風格讓《罪人》讀來極具說服力，也使小說中的道德曖昧與心理扭曲顯得格外真實而殘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