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名未放棄中國國籍的中配人士，因政黨遞補而進入立法院，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誰多了一席、誰少了一席」，而在於：台灣是否仍清楚知道，哪些制度底線不可退讓。 假設民眾黨籍中配李貞秀，在未放棄中國國籍的情況下，於 黃國昌 離職後完成不分區立委遞補，依法進入立法院。這樣的情境，看似只是選務與資格認定的技術問題，實際上卻直指台灣憲政體系中，一個長期高度敏感的核心：國籍、公職資格與政治忠誠之間的制度關係。 依現行法律，立法委員須具中華民國國籍，且不得兼具外國國籍。中國國籍在台灣的法制與政治語境中，並非一般外國身分，而涉及敵對政權、主權爭議與國安風險的特殊定位。 若在未放棄中國國籍的前提下仍完成遞補，等同於讓「國籍要件」從明確的法律門檻，退化為可被政治操作的灰色空間。 其後果不只是個案爭議，而是制度先例一旦成立，法律本身的約束力將被持續侵蝕。 從國安角度看，制度設計從來不是基於對個人動機的道德判斷，而是對結構性風險的管理。在兩岸長期對立、滲透與認知戰風險客觀存在的現實下，若具中國國籍者進入立法院，勢必迫使整個立法體系進入高度防衛狀態。 無論當事人實際行為如何，制度都必須為最壞情境預留安全距離，結果只會是政治信任成本全面上升，公共決策運作更加僵化。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政治文化層面。台灣民主的特殊性，不僅在於內部多元競爭，更在於長期承受來自敵對體制的外部壓力。 若社會逐漸接受「是否承認台灣主權」可以與「是否代表人民立法」切割處理，民主包容將被誤用為對制度風險的自我放棄。長期下來，受損的將不只是國安，而是年輕世代對民主自我防衛能力的信心。 對民眾黨而言，這也不是單一候選人的問題，而是政黨責任的抉擇。政黨可以承擔政治風險，卻無法逃避制度責任。一旦被社會視為模糊國籍底線、輕忽國安議題，其所標榜的理性與專業形象，勢必承受長期信任折損。 真正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一席立委的得失，而是：當國籍不再被視為不可退讓的公職門檻，台灣民主是否仍具備自我保護的能力？ 民 主若失去防線，包容將淪為口號；制度若失去底線，信任終將無處安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