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被教導「服從」，卻沒有刻進骨子裡
老師或父母不斷地灌輸我們一個觀念：服從。
服從是被建立了，卻沒有真正刻進骨子裡。
這幾天，我看了一部紀錄片《日本人的養成》。
這部片記錄了疫情期間，東京某所小學 150 天的日常。
其中有一幕，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那個拿著銅鈸的小女孩
東京某所公立小學，正準備舉辦一場音樂會。
鏡頭對準一位小女生。
她雙手合十、暗自祈禱，等待老師宣布「銅鈸組」的入選名單。
當老師喊到她的名字時，她高舉雙手，興奮地歡呼：
「太好了！我被選上了！」
然而到了練習當天，她敲擊的時間點過早。
老師提醒了一次。
排練繼續，她又再次失誤。
老師沒有提高音量，只是平靜地說：
「輪到妳敲了嗎？」
「這是銅鈸出場的時間嗎？」
「銅鈸組就只有妳一個人，妳要好好負起責任。」
「敲在對的時間點，懂嗎？」
小女孩點點頭，看得出來，她非常內疚。
這時她提出想要看樂譜。
老師轉而詢問全班同學：
「沒有譜就無法演奏的人，請舉手。」
沒有人舉手。
老師接著問：
「請問為什麼你們不需要看譜？」
全班齊聲回答：
「因為練習了很多遍。」
老師這才把視線移回那位失誤的小女生：
「妳有像大家一樣努力練習嗎？」
「還是妳覺得被選上就好了？」
「入選之後就沒妳的事了嗎？」
老師沒有怒罵，但每句話都說得很重。
小女生潸然淚下。
老師接著問：
「哭有用嗎？」
「這下該怎麼辦？還是要換別人來？」
「妳自己說，打算怎麼做？」
小女孩哽咽地回答：
「我會回家……好好練習……」
看到這一幕，我忍不住想：
如果發生在台灣，老師大概早就被家長投訴了。
規範、協調與壓抑
日本人的嚴謹與協調性，向來是世界公認的。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這個民族的壓抑。
公視訪談節目《台灣人是什麼做的》中。
主持人曾提到，讀國中時，上課中遇到地震，
立刻依照防災演練躲到桌子底下。
結果身旁同學都在看笑話，老師還說：
原來你特別怕死。
那一刻，我只有一個疑問——
遵守防災演練，有錯嗎？
循規蹈矩，什麼時候開始，成了異類的標籤？
我為何這麼在乎「消息來源」
除了替雜誌社拍攝，我偶爾也會撰稿。
面對任何資訊來源，我都會反覆查證：
- 確認可信度
- 避免誤導閱聽者
這不是什麼高道德標準，而是身為媒體工作者，最基本的認知。
只是我們身處的環境，似乎更習慣用嘲諷，
來對待那些試圖把事情「做對」的人。
也許，我們從小被教會了服從，
卻沒有被教會——為什麼要服從，以及何時該為自己說的話負責。
沉默，被包裝成溫柔
在某些創作平台上，總有人造謠生事，營造話語權，卻不容他人質疑。
可身為創作者，被批評、被指正，本來就是促使進步的一部分。
曾有一位新銳作家，走進日本一家頗具名望的出版社，
向編輯訴說自己承受不了網路上排山倒海的批評。
編輯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那些人，是你的忠實讀者。
沒有批評，就不會有進步。
當質疑變成禁忌
面對質疑，往往沒人敢發聲。
還記得嗎？
老師或長輩總愛半開玩笑地說：
就你問題最多
歐美社會鼓勵思辨，在台灣卻經常被期待成為沉默的大眾。
大家都想當守規矩的人，
可當所謂的「規矩」本身出了問題——
有多少人，敢站出來指正？
我來到這裡沒幾天，就觀察到一個現象：
明明知道某些人有問題，卻選擇裝聾作啞，維持表面的和諧。
說句不好聽的話，有些人之所以在網路上取暖，
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從未真正被理解。
寄送明信片、交換個人資訊，
看似溫馨，實際上卻是把風險攤在檯面上。
知人知面，不知心。
當個資交出去的那一刻，風險就不再只是想像。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說法太驚悚，那只是因為你尚未真正接觸過這個世界的黑暗面。
示意圖
為何我總是保持警覺
我的工作，向來是挖掘內幕。
我曾接觸過人口走私的業者。
對他們而言，人只是秤斤秤兩的計算單位。
我曾採訪過在大久保站壁的年輕女子。
她們說，為了活下去，只能出賣靈肉。
我也曾有熟識的同業，
因為深入揭發詐騙集團的內幕，就此人間蒸發。
這些經歷讓我了解——世界不會因為你善良，就對你特別溫柔。
我敬佩的，從來不是外表
我對夜鶯小姐的敬佩，不是她的外貌。
而是她展現出的智慧、氣度與情商。
那是需要人生歷練，才能累積的特質。
夏德讓我看過夜鶯小姐對於「1219 隨機攻擊事件」的聲明稿時，若以媒體工作者的標準來評比，我會給 80 分。
美中不足的部分，只因我認為合格的聲明稿，要避免個人情緒。
但就內容而言——中規中矩、真情流露，具有實質建設性。
夜鶯聲明稿
言論自由，不該淪為口號
當有人高喊「請尊重言論自由」時，
我想提醒的是：
言論自由，不是危言聳聽
言論自由，不代表可以隨便
言論自由，更不該建立在造謠
民主的象徵是自由，而濫用只會讓自由失去價值。
筆者的觀點：
我是夏德，上面的文稿是我將 Tachigawa（以下簡稱立川先生）所擬的稿，
再以我的敘事習慣重新整理與撰寫。
本篇是屬於立川先生的【觀察者系列】，我只負責結語。
也必須向讀者致歉，近期身體微恙，回國後隨即就診，
直至近日才有餘裕完稿並發表此文。
關於立川先生近日針對某人所提出的質疑，我不發表意見，只想聲明：
若對方選擇進入司法程序，我將協助立川先生委任律師，並依法處理。
立川先生於黑鳥社任職期間，曾長期採訪敏感議題，對於法律程序與相關風險並不陌生。
就我手邊蒐集到的抗辯佐證，若進入司法階段，仍需回歸具體證據與言論內容本身，並由司法機關依法審視。
在實務上涉及主觀判斷、未經查證的言論，於訴訟中往往需要承擔相應的舉證與法律責任。
至於案件最終是否成立，仍須視雙方主張與證據而定，任何結果，皆應交由司法體系判斷，而非任何一方定奪。
對立川先生而言，他的重心並不侷限於台灣，且長期與海外媒體及合作對象保持穩定關係，因此，相關爭議對他的工作而言，未必會產生實質影響。
我相信我的夥伴，並非站在特定立場，而是基於公民的權益，提出合理的質疑。
若對此仍有不同意見，亦可循法律途徑處理，我們將依法全力配合司法程序。
這就是我支持夥伴的方式——無論是立川先生，或是夜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