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市長任內停止台北市的「滅鼠週」，本質上是停止由政府主導、在都市中進行全面投放滅鼠毒餌的運動式政策。這個決策，經常被混同為2015年農委會停止「全國農地滅鼠週」的延伸，但這樣的類比，在治理邏輯上其實是錯置的。
2015年農地停止投放滅鼠毒餌，源自對猛禽次級中毒的明確認知。紀錄片《老鷹想飛》之後，社會理解到抗凝血型滅鼠藥會經由田鼠進入食物鏈，導致老鷹、蛇類死亡，甚至影響繁殖成功率。在農村環境中，以棲架促進自然掠食，是合理且有效的替代方案。
但都市並不存在「等著老鷹來解決」的空間條件。都市鼠患的形成，來自高度穩定的人為資源供給。餐飲外送普及、夜間垃圾暴露時間拉長，使食物來源零散卻不間斷；老舊地下管線與建築孔洞，提供老鼠隱蔽且安全的移動與繁殖空間；而行政區與里界分割的治理模式，則讓防治工作缺乏同步節奏。在這樣的結構下，單純停止投藥，並不會自然導向「與鼠共存的平衡」，只會讓問題慢慢累積。
因此，台北真正該問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恢復滅鼠週」，而是：在不重回全面投藥的前提下，城市現在可以、也必須做哪些具體的事？
首先，台北需要立即建立「熱點式、封閉空間優先」的鼠患防治策略。國際城市的共通經驗顯示，都市鼠患最有效的介入點，不是公園草地，而是地下室、下水道、垃圾儲存區、餐飲後場與老舊市場等封閉或半封閉空間。這些地方既是鼠類活動核心，也能有效隔離非目標物種。由市府統籌，透過專業病媒防治人員，在這些熱點進行物理捕捉與受管制藥劑使用，才能在不擴散風險的情況下，實質降低族群密度。
其次，若必須使用藥劑，台北必須明確禁止「開放環境投藥」，並將藥物控制權完全收回專業體系。這意味著，滅鼠藥不應再以任何形式發放給一般民眾，也不應出現在公園、綠地或開放水溝中。藥劑僅能由受訓人員，在封閉設施內、使用防誤食裝置投放，並同步進行回收與監測。這不是理想主義，而是新加坡與紐約正在實際執行的做法。
第三，台北必須把「垃圾暴露時間」視為鼠患治理的核心指標，而非清潔口號。只要夜間街道與後巷仍長時間存在可食廢棄物，任何滅鼠措施都只是治標。縮短垃圾暴露時間、強制餐飲業者使用密閉容器、改善外送平台衍生的廢棄物流向，這些看似瑣碎的管理細節，實際上比多投一次藥更能改變鼠類族群結構。
第四，市府需要重建跨區同步治理的節奏，但形式不必回到舊式滅鼠週。可以是「重點區域同步清理期」，也可以是由市級主導的地下設施整治窗口期。關鍵不在名稱，而在於讓整個城市在同一時間處理同一類問題，避免治理破口在行政邊界間流動。
最後，也是台北最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必須將鳳頭蒼鷹等都市猛禽明確納入風險評估之中。大安森林公園的存在，意味著任何防治策略都必須假設「次級中毒真的會發生」。這正是為什麼全面投藥不可行，但精準、封閉、可追蹤的防治仍然必要。保護猛禽，並不等於放任鼠患；恰恰相反，只有方法正確，兩者才可能同時成立。
漢他病毒案例之所以令人不安，不只是因為病毒本身，而是它揭露了長期被忽視的治理空白。台北此刻需要的，不是回到情緒化的全面滅鼠，也不是用農地經驗來合理化都市失能，而是誠實承認：都市鼠患是一項專業工程，不能再交給口號、習慣，或政治記憶來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