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期，西方思想界流行達爾文主義，衍申“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之“法則”。西方擁有話語霸權，達爾文思想遍及全球，在中國經嚴復引介《天演論》，蔚為潮流，乃有西化知識分子胡洪騂改名為“胡適”者。
絕非歷史偶然，自清季至民初，中國在民族起源論上一度盛行“中華文明西來說”，謂民族始祖“黃帝”來自巴比倫，原名為納克-黃特(Nak-Hunte)，他擊敗土著蚩尤，建立“中國”。此非章太炎、梁啟超一二知識界領袖的炫學，北洋政府的國歌是如此開頭的：“中國雄立宇宙間，廓八埏，華胄來從崑崙巔，…。”指的是黃帝西來、越帕米爾高原進入中土。
究其歷史背景，“黃帝來自巴比倫說”並非中國人先有了“黃帝乃始祖”說，後受了西方時髦學說影響，穿鑿附會而成，此說實黃帝始祖說的奠基石之一。1890年代，康有為、梁啟超的“大同主義”當道，只言孔子，無一字提及“黃帝”。我們這位“祖宗”乃1900前後由子孫發明的。其時革命思想方興，大同說一類的普世主義只能當作人類未來之憧憬，民族主義方能動員群眾。日本的明治維新將古代神話裡的“神武天皇”轉化爲大和民族的祖宗，給排滿的革命黨人提供了一個楷模，黃帝來自巴比倫說又適時傳到中國，兩說匯合，即生成黃帝始祖說。
“黃帝”的記載出自《史記》的首篇《五帝本紀》，黃帝乃帝系之首，而非民族始祖；“民族國家”是西方法國大革命後的產品，將其投射到司馬遷時代，乃時代錯誤。在帝系中，黃帝居五帝之首，乃因為《五帝本紀》以五帝配五行，在五行學說裡，黃色居中。現代民族主義發自完全不同的前題：中國人必須競存於天下萬國間、佔一席之位。
以夷滑夏的明清之際，王夫之著作《黃書》倡“黃中”說，以黃代表“中”，乃文野對立之“文”的一極，其啟發來自《周易》而非《史記》。自詡“中國”，到了西方化時代，連重心都位移了，若非“時代精神”如何解釋？此時代精神即達爾文主義。
西方自19世紀末盛行“雅利安人種優越論”，乃把語系與北歐人種混淆的一種歪論，至20世紀終釀成納粹種族主義的浩劫。然而，英國殖民者在18世紀就發現並非那麼“白皙”的印度主流族群亦屬同一語系，生成了“印度-歐羅巴”這個連體怪嬰。1921-1924出土前雅利安的“印度河流域古文明”解決了這個疑難，原來古印度也有像印地安人那般的原住民，來對比後來才殖民美洲大陸的歐羅巴人，優劣立判。
在“時代精神”的籠罩下，連原本是“高天原”直系的日本天皇也必須把祖家搬一搬了。二戰日本戰敗，1946年天皇被迫發佈《人間宣言》詔書，方便學者江上波夫考據大和民族乃東北亞的“騎馬民族”、經朝鮮半島遷入日本的“征服王朝”；一個有力的論據是古日本在半島南端還有一塊飛地，曰“任那”，可比作英國史上“諾曼人征服”的跳板諾曼第半島。試想：若沒有這趟“諾曼人征服”，哪來後來強大的英國？
即使以“求真”為職志的學術界也無長青樹。20世紀的納粹病毒與日本軍國主義實在太臭了，本該遺臭萬年—雖因近期美國民粹主義的崛起只遺臭了一甲子，卻已足夠讓一個“範式逆轉”發生：那就是戰後全球的“去殖民化”運動在學術界激起的“後殖民批判”（post-colonial critique）海嘯。
一個髮夾彎在歷史觀眾眼前出現了。先前，大家搶著要當“外來征服者”的，如今都爭先恐後當“原住民”。“中國文明西來說”至五四時代已淡出，後僅遺留在蘇雪林等人的中國神話源自巴比倫的學說中。印度的“雅利安化”則遭稀釋，如今不是“征服”而是緩緩遷入—這還是境外的學術觀點，印度學者則索性說印度才是雅利安人的“原鄉”。
印度河流域古文明乃因地盤日趨乾旱化而沒落。後來從中亞移入的雅利安人並沒有他們的記憶，移民的方向亦非南下填補整個印度河流域，而是東向移至印度河和恆河上游交匯處，建立吠陀文明，一路往東，直至覆蓋恆河全域。因此，實無“征服”可言。
印度本土的學者連這個修正都不接受，而是推翻了整個印度歐羅巴研究，獨家一說把印度說成是印度歐羅巴語系的發源地，乃是“政治上正確”的考慮而非嚴謹的學術研究。此風不可長，連累泰國學者也效顰：謂泰國人亙古就在原地，不是從中國西南遷入的。
歷史達爾文主義的典範自然是舊觀的西洋史：西歐文明是日耳曼人攻滅羅馬帝國後建立的，是北歐的雅利安種淘汰頹廢的羅馬，給世界史注入新生命力的戲碼—原本就是這套戲碼成了印度史的“雅利安征服說”的模板。閱讀了上面談古印度的段落，其穿鑿附會的痕跡不是過於明顯嗎？雅利安人忝為“征服者”，連先住民的記憶都沒有，而日耳曼人終結羅馬呢，卻是發出如此的巨響，以致一度被當作全人類的“上古史”與“中古史”的分水嶺。
確實仍不乏活在上一個時代的人，仍在反芻小學時代的教科書，視公元476為人類史大分水嶺。如今有新詮釋：始自第4世紀末，所謂“羅馬”中樞已空洞化，由歸化的哥特人（東日耳曼人）撐局面，由他們cosplay“羅馬人”，把帝國的生命平白延長了一個世紀。整個過渡像是一個無縫接軌、乃一個歷史灰色地帶。羅馬文明並無消失於公元476年，今學術界已把深懷文藝復興偏見的中古早期從“黑暗時代”改稱“古典晚期”。這個過程強調內在轉化，而非“淘汰”。
頗反諷地，即使去西方中心論的“後殖民批判”仍是由西方學術界倡導的。於是，印度史研究出現的“髮夾彎”，像是在克隆羅馬史研究的範式逆轉。印度“中古史”的開場白原本按照舊西洋史的戲碼：“上古史”終結於北方的白匈奴入侵，其後裔成為“帝胤族” (Rajputs)，與本地一個崛起中的教會—印度教—合作，開創了一個“騎士+教會”的中古社會。連髮夾彎都像煞西洋史的修正主義，不再是達爾文式的“淘汰”，而在強調延續性和在地化：“後殖民批判”的印度學者力主“帝胤族”乃本地人，先前未入婆羅門的法眼，如今肯供奉婆羅門，被他們在種姓意義上抬舉為古代剎帝利的後裔。
明乎此，台獨亦勢必趕“後殖民批判”這個時尚，但無論他們如何編歷史架空劇，都無法克服“本省人”是比隨國民黨遷台的那批“外省人”更早到一步這個史實，再不承認五十步與一百步都是“中國人”也好，亦無法克服前面還有“原住民”這個路障。這個疙瘩導致呂秀蓮副總統在2004年的“失言”。她說台灣的原住民才不是“原住民”，之前還有矮黑人。這只是心嚮“原住民化”而不成的一次硬拗，卻導致原住民群集總統府前“出草”—雖受警方限制只能攜帶塑料刀。話雖如此，呂秀蓮這一回合總比把台灣的“去中”上溯至長毛象靠譜一些。
我沒料及能活到親睹“後殖民批判”失去時尚性。今日的川普主義乃達爾文主義的返祖現象。1月5日，白宮副幕僚長史蒂芬·米勒被媒體問及川普對格陵蘭的侵略野心，囂張地說：“你可奢談國際法和人道主義，我們生活在一個取決於實力、武力、力量的世界。這是世界的鐵律；我們是超級大國，在川普總統領導下，我們將以超級大國的身份行事。”
與其說它翻炒達爾文主義的冷飯，川普主義更似不講任何學理的“比誰的拳頭大”，其無理可講，亦勢必與美國的學術界脫鉤。川普一直抨擊美國的最高學府為“左翼教條溫床”，他遣警入校園鎮壓抗議以色列在加薩的屠殺、對不肯屈從者切斷聯邦補助。或許“後殖民批判”會在一個萎縮了的象牙塔裡存活一段時間，但作為一個“政治上正確的時代”則是明日黃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