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之初，回顧去年島內的大事，非“大罷免”莫屬。名副其實“陳年”往事，重提合時宜否？我本著這樣一個命題：我們處身歷史的長河，河仍川流不息，何處才是定論？打一個比方，若辛亥雙十未曾催生民國，那麽該事件的標籤將會是“武漢兵變”，從無事件發生之時就定了性的。另一方面，待其源遠流長，則漸隱入歷史迷霧，不如把握目前這個不近不遠的時刻。
本來待鬧劇結束就想發表一文，其大意如今組成本文的前半部，如此開頭：為了反制執政黨的惡罷，藍營也試圖罷免敵方6名立委和一些地方議員，但罷免中央級民意代表遞件無一成功，皆被袒綠的中選會與檢法系統在賽道上伸出一腳絆倒。這反而使在野黨求仁得仁，免掉他們在同一堆爛泥裡和對手打滾，成為把憲法拖進泥巴裡的共犯。
在野黨唯一遞件成功者乃罷免南投縣的一名綠營縣議員，果然以失敗告終。觀乎此，他們罷免6名綠委若能遞件亦將掛蛋，尤其事起倉促、心不在此、力亦不從心，不如對手老謀深算。在野黨反制因無計可施而一事無成，執政黨奧步多端亦一事無成，結果都一樣。沒抽掉對照組的話，該是“打成平手”，印證了賴主席的“沒有贏也沒有輸”，如今卻轉義成單方“全軍覆滅”。袒綠的中選會與檢法系統枉作小人、幫倒忙，成了執政黨的“豬隊友”！上述的餿主意若非發自黨性，即來自上峰的“豬腦袋”。下面人雖然敗事有餘，卻非敗事的主戰犯。2024年大選暴露藍白根本合不來，但賴上台後柯文哲卻未定罪而身陷囹圄。其效應是促成藍白統一戰線。尤有甚者，執政黨出“當家鬧事”這個風頭，亦勢必事倍功半，沒料到全然無功。
執政黨機關算盡，志在“大罷免大成功”，反弄成“大罷免大自宮”。唯其如此，去年的“大罷免”失敗卻不一定是藍營的勝利。藍白復合固然是執政黨的打壓促成，還有眾多選民是“討厭民進黨”，不一定有愛於在野勢力，只是用他們來懲治鬧事的當家而已。
令人啼笑皆非倒是：受害者對這場鬧劇竟然陪演到底，雖說不上“靜候發落”—藍營只剩下在政論中不斷抗議—言其“等待發落”則不為過。連香港特區爆發“反送中”期間，控中國侵犯民權者將北京告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其代表何韻絲與官方代表交鋒，用了“我們”“你們”對等詞，官方代表抗議並提醒：“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越小的就越敢沒大沒小。
反觀藍營，忝為國會最大黨，在政論節目中被問及為何不趁勝追擊，其代表回答是“怕引起反彈！”總的來說，在大罷免收攤後，藍營還期許“總統可以回歸治國，將精力專注在救災上頭吧”！試觀民國初年的先人怎麼對付這類“悖逆詐偽”（詞出《禮記·樂記》）？中華民國成立後，袁世凱總統驅逐國會最大黨國民黨，使國會因不足額而解散，繼而稱帝，引起南方一片聲討，袁氏遂取消帝制，試圖“回歸”總統制，但經此變制，“民國”依舊否？還能官復原職？袁氏不旋踵憂憤而死，方免內戰。
台灣這場“竊國”鬧劇之終場，在野黨一廂情願期許賴總統“回歸”治國，賴的“專注”仍然是“剿匪未能畢其功於一役”。首役圖將反對黨立委作物理性移除，不果，青鳥消音、憲法法庭亦癱瘓，遂主打行政院拒執行民意機構三讀通過的法案來癱瘓立法權。大罷免前後的行政院長都是同一位窒礙難行氏，反正大罷免“沒有贏也沒有輸”，何引咎辭職之有？
然則，藍委經歷大罷免的經驗如何定性？該說是一種“韌性訓練”，經此考驗，他們將“更有選頭”。這場特種訓練的教練則是賴清德。看來，這位萊爾校長做到的是台灣體育大學的校長，如此而已。
我在前面用民初歷史抵制袁氏“竊國”比較去年的“大罷免”，是為了凸顯民國先人與他們的後輩表現之差距（=差勁），志不在以袁世凱況喻賴總統。近期行政權對立法權的窒容怠亦不足用“袁世凱”況賴清德。
賴總統不見得有當獨裁者的心理抗壓力，若不自量力為之，則成《大獨裁者》裡的卓別林。民進黨的擅長是選舉，該從這一點切入。明明窒院長視國會為草芥即足以使其監督失能，何必浪費公帑、用“大罷免”把藍委作物理性移除？民進黨走上“大罷免”之途，有其時代因素。
一來，歷經蔡英文的“全盛時代”，賴清德萬般不願走回陳水扁弱勢總統的老路，該時民進黨勢弱，基本上沒能掌握國家機器，陳總統任滿後即被特偵組傳喚和收押。民進黨首屆執政，側翼未壯大，亦乏繼起的馬英九國民黨回鍋期和蔡英文八年生成的眾多小綠民間團體—彼等皆以太陽花運動為標竿。賴清德沒有道理去異化這些“公民團體”、反去效顰馬英九扮演兩面不是人的“全民總統”。
更有甚者，藍營遭轉型正義沒收黨產，只剩閹掉一半的半條命，賴清德時代反從蔡英文的控制五院倒退為四院，在大意失荊州的立法院裡，國民黨只比執政黨多1席，搭上民眾黨8席和原住民的4席，勉強組裝一個反對派，若不把他們清場，那才叫被自己的尿憋死呢。
因此，說賴清德剛愎自用，是只看偶然因，無視歷史生態。而以為朝小野大則必須像法國那樣，處於少數的在朝必然與多數的在野調和，除了昧於兩制度的形同實異，還犯了“本質主義的謬誤”，即認為一個抽象的標籤如“雙首長制”之所指者必為一個符合他們想像的“實”。
隔離上述的時代變數後，即抓準民進黨的常數—亦為其唯一擅長：大選。這是綠營興味無窮的遊戲，因為多半贏過對手國民黨，那能不玩上癮。綠營心目中“萬歲”的是選舉，從不是台灣的老百姓。明明憑窒院長和袒綠的憲法法庭就足以使民意機構失能，毋庸大動干戈，卻為了畜養國會外深綠的“公民團體”的元氣、維持其動員狀態於不散，就寧可勞民傷財搞“大罷免”。踐踏了2024年大選的民意又怎樣？蔡英文的公投即用基本盤的“民意”輾壓70%拒吃萊豬的民意。既已掉入這個選舉-公投怪圈，自己搞“大罷免”不成，再設陷阱讓國民黨倒閣、解散國會，重選一遍，仍期待在國會席次上翻盤—這次，不堪其擾的老百姓罵娘的將不是綠營而是藍營。如此一來一去，勢必大耗公帑，反正不在乎民脂民膏。
蔡英文時代能控制五院，對“五權憲法”沒得說地，賴清德時代卻圍城缺一。這卻非問題癥結所在。大選還未塵埃落定，賴已直言不諱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透露他對“中華民國”這個緊箍咒之反感，難怪當選後和蕭美琴在典禮中唱國歌，至“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一段時，蕭下意識地側頭瞄總統的唇有否在動，以便跟進（此乃micro-expression偵察術）。然而，憲法固然是受“中國”污染的東西，卻頂好用，若濫用於對手身上則釀成後者的“災難”。賴對憲法的愛憎雙重性可以古文中“僭嫚”一詞名之，“僭”乃冒用崇高的國之重器，“嫚”者，則是以作踐的方式用之。
抵制了“大罷免”的民意贏了嗎？它頂多把被綁手綁腳的在野立委苟存在失能的國會裡而已。若期待調查過去10年的弊案則是妄想，國會監督的力道毫無起色，連制衡都徘徊於聊勝於無。有論者以為有待下屆政權更替方能撥亂反正，乃過份樂觀。它好比在地表上進行都更，但不能把地下水系統（尤其污水渠）整個打掉重建。
過去兩年的朝野惡鬥、互暴其短營造了社會對國會、監督機制、行政部門尤其司法系統（包括崇高的大法官）高度的不信任感。中華民國彷如一所大醫院，其中從院長到各科的執業者的執照都有問題。
歸根究底，“大罷免”算是一場流產的政變否？不要只用尹錫悅調動反恐特種部隊逮捕反對黨議員、只維持了六個小時就壽終正寢的行動去想像“政變”—這正是我指責的思維犯“本質主義的謬誤”。也可以有更具創意的“漸近線”(asymptote)式的政變。
鑑於綠營的“大罷免大自宮”乃適得其反的效應，它若“大成功”則可能是台灣多年來最接近“促統”的時刻，將會出現“兩岸一制”的場景。大陸的政制非一黨制而是一黨獨大兼八個“民主黨派”，最大的是民主同盟，第四大卻居首席的則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大罷免”若“大成功”則台灣不會再存在有意義的反對黨。它既然不是尹錫悅式的軍事政變而是“漸近線”式的，非綠黨派自然繼續存在，中國國民黨將變成“國民黨在地化委員會”，民眾黨則成“民眾同盟”，諸如此類。
黑格爾提出“歷史的狡猾”這個概念，謂歷史大潮往往與歷史要角的主觀意願反向而行，但著力推動則賴後者。歷史要角若只顧眼前，惟專注河面上能滑倒對手的濕石有幾處，不會放眼歷史的長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