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獻刊於《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18期，出版於2004年12月，作者為彭莉惠（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職於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女性情慾作為一充滿隱晦、獨佔、噤聲的存在，從女孩的就學階段開始，學校對女學生的身體與情慾在監控與無聲中被壓制。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性」被視為問題及危險的文化脈絡，以及滿載著社會眼光及規訓，使女孩在面對、訴說自身的慾望、想法與感受時受到限制而沉默，作者以關懷女性作為主體的情慾經驗出發，並關注女性情慾經驗的探索、敘說與培力，作者認為現代女性情慾議題的多方湧現與女性情慾自主現身的氛圍，有助於削弱社會對於「性」的恐懼、壓迫。作者藉由對於女性情慾探究的開展，希望能藉由多元的辯證、經驗的探究，將女性置於情慾知識與展現之主體而敘說，試圖揭開與呈現女性情慾處境的多樣性面貌。
而以女性婚外情慾作為本篇論文關懷的焦點，係因婚姻為女性情慾最符合法律期待，也最被社會接受、最為普遍性的場域；而婚姻制度中所明定與暗示，有關於異性戀婚姻當中對於女性情慾的規範與懲罰，在婚姻之外的女性情慾特別受到苛待與污名，尤其能夠彰顯父權社會的情慾結構，與顯現社會對於情慾的規範是存在著懸殊的性別化差異。
二、那些檯面下的女性情慾實踐
隨著現代社會的演變，人們現有的價值、行為、選擇與態度，特別是情慾與親密關係已與過去有很大的差別，其中女性情慾逐漸不限於婚姻、家庭、生殖或愛情，作者注意到女性外遇情況有日益增多的趨勢，在生活中我們也可見國內的新聞報導、法院的相關判決亦可呈現相當程度增長的狀況。在學術領域當中，尤其本土學術探究對於女性婚外情慾的經驗調查相較於男性婚外情慾的研究來的稀少的多。
在文獻探討方面，則可見著國內外之學術界對於女性婚外情慾的關注焦點，在於女性婚外情慾經驗對於女性內載蘊含與處境，作者認為這一切入點，富有對於女性自主意識以及女性情慾行動的實踐，然而這樣具有能量與動力的議題卻相對其他情慾議題受到較少的研究與分析。而目前現有的研究成果在此部分仍有岐異之處。
- 其中一派觀點認為女性在婚外情慾當中陷入了困境，包含了社會污名的擔憂、婚外情後果與不潔的性
- 另一派觀點則著重正面賦能的意義，其表示女性發展婚外情後反而更有自信、自尊、更獨立與與具備力量，此議題狀態在國外文獻部分引發相當之爭議，而在國內也仍處於亟待探究的重要議題。
本研究則使用質性研究方法深入訪談開展婚外情慾經驗之女性，透過受訪者自身詮釋婚外情慾經驗的論述，與開展婚外情慾經驗之實踐者之發生，展現本土學術研究在女性婚外情經驗之多樣性與深度。
三、本研究提供之理論視框
本研究翻轉了過往以道德與性否定態度批判女性婚外情的「道德」並以婚外情女性作為主體，以其婚外情經歷中掌握身體自主、情慾、與環境應對的能力，呈現了女性在婚外情經驗中所獲得之正面意義，包含自信、自尊、權力與獨立。
- Audre Lorde 的情慾力量觀：
本研究之分析觀點主要採取女性主義的情緒觀，並特別援引 Audre Lorde 的情慾力量觀，從女性主義觀點看待情慾，並不只是將其視為情境問題、道德或男人女人的個人選擇，而是關於政治的議題（political issue）。
作者援引 Lorde的情慾觀主要因為其觀點能提供富含女性積極蘊含的開創特性，以女性為主體、以女性本身為關照點。「情慾」是發自內心的一股力量，Lorde的情慾觀闡述的是一種自然萌生力量的本質特性，而作者在本研究中所探查到在女性婚外情慾似乎更是一種學習與歷練所鍛造出的強勁力道，讓女性更懂的掌握、選擇自己的行為與身分意識的強化。作者更援引了Margaret Hilary對於「培力」的定義：「一種意涵著擁有控制自己行為、感覺、思想、發展的能力」。
- 社會互動論Goffman關於污名（stigma ）與道德生涯（moral career ）的概念：
作者認為Lorde的情慾觀雖關注的女性婚外情慾議題所涵蓋的正向與積極層面，但不可忽視婚外情女性在現實生活細節中隱微的互動而感受到的深刻污名處境，以及其對於所處環境的適應部分，這是Lorde的情慾觀所無法擴及與說明的。
在Goffman的著作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1963)當中提到：「污名」一詞源自希臘，意指身體上的徵侯（sign）。
作者提及所謂的污名（stigma）或污名化（stigmatization）是⼀種將⾃⼰或是社會群體被世俗社會所加諸的污名正當化，且內化為社會認同的⼀部份。
也就是這些被污名化的⼈會以俗世作為參考團體，時時修正⾃⼰的外在或⾏為，讓⾃⼰覺得是符合俗世的（Goffman,1963）。
另外Goffman的「道德生涯」概念主要指個人對一污名身份的獲取，以及在認知、行為調適轉化的社會過程。作者認為這個社會過程一方面會讓被污名者學習、內化一般社會對此污名身分判斷標準；一方面被污名者在持有污名身份後，會在日後經歷污名身份伴隨而來的後果（Goffman,1963），道德生涯指的是污名身份的自我學習歷程，包含對於污名角色的調適、學習、皆是污名身份的過程。
四、婚外情女性情慾污名與社會控制機制
研究在分析部分自婚外情女性自身開始，從對於自身「污名」之烙印與覺察，「污名」的社會想像來自社會化過程一種「自然而然」的想像，也來自生活當中實際互動所覺察到的社會態度；研究也發現這些污名亦同時來自這些女性親近的重要他人，父母、家人及親友同時是她們的支持網絡，亦同時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機制」，而來自法律制裁、制度機構規章、輿論共識的壓力與社會關係之制約，重重層面均發揮壓制與控制效果。另外，社會控制又與親族之支持網絡所伴隨的親情、關係相互融合與碰撞，成為婚外情女性控制自己、掩飾污名的主要考量，此況亦導致在實體空間中婚外女性的支持網絡十分缺乏。
五、婚外女性角色調適與婚外處境歷練
而在覺知污名身份後，婚外女性對於污名角色亦展開「角色調適」，首先有些受訪者運用了網路匿名性，在虛擬空間找尋支持網絡，並進一步辨識所謂的「同路人」，若婚外女性鑑別出「同路人」可能就可以展開對話與相互討論，對於充斥著污名評價的社會，行動者對於污名的社會想想並不在於想像污名本身，而是去想像污名所帶來的社會後果，污名成為婚外女性需事先設想的「考題」，污名掩飾則成為不斷「解題」的歷程，行動者就社會對「婚外情女性」身份的污名想像、指認，成為了婚外女性自我詮釋、行動參照的來源，並成為「角色扮演」、「污名掩飾」的主要考量。
而在實體社會空間中，儘管行動者熟知污名關係要極力掩飾，不過仍會有「內隱」的互動與交流，而是否要進行「掩飾」，則涉及行動者之場合可能被誰只認知評估，以及被指認是否有後果之理性判斷；而行動者對污名的感知也與時間密切關聯，婚外情慾者需要規劃與挪用時間（避開所謂屬於「家」的時間）以開展婚外關係。
而一但展開婚外情慾，女性也進入身份關係的適應與角色學習過程，即邁入「道德生涯」之歷程。
本研究發現婚外女性除了覺知與內化污名身份外，亦伴隨相應之角色學習和適應，女性進入一種試圖兼顧「妻子」與「情人」身份，為了避免掩蓋婚外情事實，其需控管婚外情歷程中可能顯露的因子。
而作者特別指出，婚外女性會參照社會對妻子/情婦角色之期待，而作為角色模本，例如妻子角色不重視情慾，需做好母職、妻職與家務；情婦角色則與性歡愉密切相關，婚外女性為了掌握好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切換，會經歷一段揣摩與學習的過程。而這樣學習與揣摩的過程使得婚外女性更加敏銳與強化自我意識，使得行動者可以展演多樣的角色範本、延展角色扮演的彈性，也同時訓練了回應外界/他人（尤其是丈夫）的學習。歷經了婚外情慾的女性，在了解自身處境的情況下，同時也理解了導致污名處境的社會因素，進而建立對性別關係的新認知與視野，而情慾力量的除了憑藉本身情慾萌發出來。
研究也強調婚外情慾處境歷練，使得女性在社會中特有的「情慾位置邊緣」、「被監控與壓迫」如此艱困的環境之中，需激發出更大勇氣、戰鬥力、意志，兼具更纖細敏銳的感知，保持隨時警戒與備戰，以對付無所不在、強大的社會控制機制，這個過程使得女性更加勇於面對自身、反思自己主體身份，並對於身份意識有進一步的檢視、調整。
六、女性婚外情慾處境與能動性
相較於男性婚外情研究所顯示的較為友善的社會文化、隱含「榮耀」的氣質與男性「互助偽裝」之特性，女性在「污名」身份下所擁有的資源較男性顯著缺乏，特別是實體社會支持網絡、抒發與論述空間。
本文研究結果可見作為情慾需要被壓抑的女性，作為外遇者時不見得全然屈服於污名，甚至能展現積極克服與自我調適的能動力，在艱困的條件環境下開展情慾與體驗愉悅。
作者認為婚外女性在此經歷中所展現的「反逆」性格不可輕忽，尤其在情慾歷練中所促發的啟蒙，致使女性經歷複雜的情感認知、思索社會評價，女性情慾力量在其中的衍伸，促發女性萌發出自信、愉悅與自我肯定的正面作用，翻轉了過往將女性婚外情視為對婚姻制度與性別權力結構的問題顯現，揭示其婚外女性行為背後的情慾剝奪與性別化差異，以豐富而飽含力量的經驗分析看見女性處於其中的能動性，而非輕易的將女性婚外情慾簡化為「道德墮落」，這樣的性別規訓機制也說明了在非單偶關係實踐中，女性更容易面對來自社會的道德審判和角色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