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一輛自駕車在舊金山撞死了一個行人。
警察到達現場。死者的家人要求答案：誰殺了我們的親人？法官要求答案：誰應該為此負責？
而 Latour 會給他們什麼答案？
「是整個網絡。」
這個答案在學術會議上很有深度。在法庭上，沒人滿意。
一、ANT 的結構性侷限：去責化
到目前為止，我們跟著 Latour 走了一段路。他幫助我們看清：
- 我們不是獨立的主體，而是一個網絡中的節點。
- 一些看起來是「工具」的東西，實際上是共同行動者，在塑造整個系統的運作。
- 用同樣的分析框架看人和非人，能發現許多被隱藏的權力關係。
非常深刻。但有個問題，Latour 一開始就知道，一直也沒完全解決。
如果能動性分布在整個網絡中，如果沒有一個單一的「主體」做出決策，那麼誰該為後果負責？
在傳統法律和倫理系統中，責任預設了「行動者」。一個人謀殺了別人，那個人該坐牢。一個公司污染了河水，那個公司該賠償。責任集中在一個明確的主體身上。
但在 Latour 的框架裡，謀殺是人、槍、動機、過去的創傷、社會環境等等共同作用的產物。污染是企業、政府、消費者、自然過程等等的網絡產物。
每個節點都在「行動」，但沒有誰「應該為此承擔責任」。責任分散化、模糊化了。
Latour 把這個現象叫「去責化」。
二、現實中的去責化災難
去責化聽起來很抽象。但它造成的現實傷害很具體。
例子一：Facebook 的演算法在緬甸引發了仇恨言論浪潮，導致羅興亞人遭到屠殺。誰負責？
Facebook 說：我們的演算法是中性的，它只是根據用戶互動來排序內容。它沒有「想」要傷害羅興亞人。緬甸的仇恨文化導致了悲劇，不是我們造成的。
緬甸政府說：我們沒有審查言論。是 Facebook 平台提供了傳播的管道。
發出仇恨言論的人說：我們有言論自由。我們的言論觸發了暴力，但暴力者才是真正的罪犯。
誰應該為屠殺負責？整個網絡都有份，但沒有誰被指責。最後 Facebook 被罰款，略微修改了演算法。緬甸沒有任何改變。羅興亞人還是死了。
例子二：AI 醫療系統給了一個患者錯誤的診斷，患者延誤治療死亡。誰負責？
医院说：我們依照規程使用了 FDA 批准的 AI 系統。醫生審查了 AI 的建議。決策是醫生做的，不是 AI。
AI 公司說：系統是基於醫學文獻訓練的。如果文獻本身有缺陷，那是文獻的問題。我們只是反映了數據。
醫生說：我信任了 AI 的建議，但我不是 AI 專家。誰知道它的侷限是什麼？
患者家屬要求答案：我的親人死了。誰該負責？
答案是：沒有誰能被明確追究責任。責任分散在醫院、AI 公司、監管機構、醫學界、患者的決策等等。
三、「行動者」vs.「責任承擔者」
Latour 的大突破——把「人」從分析中心撤出，把非人行動者納入——有一個代價。它破壞了「責任」的概念。
為什麼？因為傳統的法律和倫理系統，責任預設了四件事：
1. 有一個明確的主體——誰做了這件事
2. 主體有意圖或至少有過失——它不是偶然發生的
3. 主體有能力做不同的選擇——它可以選擇不做
4. 主體願意為後果承擔代價——它接受懲罰或補償
但 AI 呢？AI 有主體嗎？有。有意圖嗎？沒有，或者很難說。有能力選擇嗎？它的選擇被訓練數據和目標函數決定了，不太自由。願意承擔代價嗎？它是個程式，談不了責任。
所以法律系統通常說：責任的承擔者必須是人。 AI 本身沒有責任，但使用 AI 的人、設計 AI 的人、販賣 AI 的人——他們有責任。
但這樣一來，我們又回到了「人類特殊性」。我們對 Latour 說：很好，AI 確實在行動，但它沒有責任，因為它不是人。
這個妥協摧毀了 Latour 分析框架的激進性。我們區分了「行動者」和「責任承擔者」，其實就是在區分「人」和「非人」。
四、Latour 的後期修正：政治生態學
Latour 本人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特別是在研究氣候變遷時。
氣候變遷的罪魁禍首是誰？從網絡角度看：石油公司、政府、消費者、大氣循環、海洋溫度、汽車工業等等都在「行動」。但誰應該為此改變？
如果我們完全平等對待所有行動者，那沒有人被指責，也沒有人被要求改變。這是政治上的癱瘓。
所以 Latour 開始修正他的框架。他提出了「政治生態學」的概念，試圖重新引入不對稱的責任。
他說：並不是所有的行動者在同樣程度上對氣候變遷負責。
石油公司在 1970 年代就知道燃燒化石燃料會導致氣候變遷。他們選擇隱瞞這個資訊。這是道德上的選擇。責任更重。
普通消費者開車、用電，但他們大多不知道全部後果。這是無意識的。責任較輕。
政府有權力制定政策，卻因為政治利益而不作為。這是濫用權力。責任中等。
所以責任不是平等分布的，而是根據「知識」和「權力」的不對稱分布。
Latour 用「能動性的差異」和「對問題的知識」來區分責任的輕重。
但這個修正有個問題：它又回到了傳統的倫理框架。 知識和權力，這些都是人文社科領域的傳統概念。AI 在這個框架中怎麼位置？
五、AI 時代的責任困境
回到自駕車撞死行人的例子。
用 Latour 修正後的框架分析：
自駕車設計者知道自駕技術有風險，但他們選擇發布了。責任中等。
車主知道自駕功能可能失敗，但他們選擇信任。責任輕。
被撞的行人沒有任何決策責任。責任零。
監管機構知道風險但沒有設置充分的標準。責任中等。
但演算法呢？演算法「決定」了車的操作。演算法根據訓練數據和目標函數運作，它沒有「知識」（不知道自己在傷害人），也沒有「權力」（它只能執行它被設計為執行的東西）。
那演算法有責任嗎？按照修正後的框架：沒有，因為沒有知識和權力。
但演算法毫無疑問參與了這個致命的決定。它不是完全被動的。用對稱性原則，它也應該被分析為一個行動者。
Latour 自己的修正又陷入了矛盾。
這就是為什麼「主權驅動設計」不能只停留在分析層面。如果我們不主動劃定主權的邊界——誰在什麼環節有最終決定權，誰在什麼條件下必須承擔後果——責任就會消失在演算法的黑箱裡。去責化不是自然發生的。它是我們每一次放棄追問「誰負責」時，一點一點讓渡出去的。
六、「主權」為什麼在 Latour 這裡會困難
這就是為什麼「主權驅動設計」這個系列到了 Latour 這裡會遇到問題。
「主權」的概念依賴於：有一個明確的主體（主權者）有權力在關鍵時刻做決定。主權不是「自由選擇任何事」，而是「有權力在關鍵時刻負責任地做決定」。
國家主權：國家有權決定邊界、徵稅、立法，也有責任保護人民。
個人主權：個人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也有責任為選擇負責。
但在 Latour 的框架裡，決定不是由一個主體做的，而是由一個網絡產生的。責任模糊化了。
在 AI 時代，這個問題更急迫。當 AI 參與每一個決定時，誰有主權？誰應該負責？
我們在用 AI 時有主權嗎？我們做決定時，AI 在塑造我們的選擇空間。我們有自由意志嗎？我們的自由受限於 AI 能給我們什麼選項。
我們的主權在縮小，但縮小到了誰那裡？沒有人，只有一個演算法。
七、Latour 的侷限總結
三副眼鏡到了 Latour，威力很大，但有侷限：
威力：
- 看清了非人行動者的真實角色
- 識別出了許多被隱藏的權力關係
- 提供了一套分析工具來理解複雜系統
侷限：
- 很難從分析中導出明確的政治行動
- 責任概念被模糊化，法律和倫理系統無法直接應用
- 無法充分解釋「主體」和「主權」的作用
- 在修正這些侷限時，又回到了傳統框架
Latour 可以告訴我們：這個網絡是怎麼運作的，誰被邊緣化，什麼被隱藏。但他的框架很難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怎麼改變這個網絡，以及誰有權力和責任去做出改變。
八、為什麼需要第三副眼鏡
Latour 的分析是「橫平的」。他把人和非人都放在同一個水平面上看。這很有洞察力，但也意味著他看不到某些縱深的東西。
他說：行動者網絡產生了能動性。但他沒有問：行動者本身是怎麼被構成的？在進入網絡之前，「行動者」就已經存在了嗎？
Barad 會問一個更激進的問題：也許行動者根本不是「先於網絡而存在」的。也許行動者本身就是在互動中被構成的。
想像一個粒子。一個粒子「存在」嗎？物理學家說：沒有。在實驗中，粒子表現得像粒子。在另一個實驗中，它表現得像波。粒子不是獨立於測量而存在的東西，而是在測量中被構成的。
Barad 把這個物理學的洞察擴展到社會科學。行動者不是先於互動而存在的實體，而是在互動中不斷被構成的過程。
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我們看到的「Latour 的網絡」其實不是「許多獨立行動者的組合」。而是「一個在互動中持續被塑造的整體過程」。
行動者和網絡不是「先和後」的關係。而是「互相構成」的關係。
我們用 AI，AI 也在改變我們。我們不是「先存在的主體」用「先存在的工具」。我們和 AI 在一個互動過程中同時被構成。
這會改變我們怎麼理解責任、主權、能動性。這會給 Latour 無法回答的問題一個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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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篇文章，四個層次的認識：
EP5：我們在一個網絡裡。
EP6：這個網絡有一些節點正在變得不可迴避，而且被黑箱化。
EP7：分析時要用對稱性，不能預先決定誰有權力。
EP8：但這個分析框架有侷限。當我們需要改變什麼時，它沒有足夠的答案。
第三副眼鏡——Barad 的「伸縮體（intra-action）」——會把問題推得更深。它不再問「誰在行動」，而是問「行動、行動者、和世界是怎麼互相塑造的」。
在那個視角中，「主權」不是一個實體擁有的東西。而是在實踐中不斷被爭奪、被構成、被改變的過程。
那時，我們就不再是「主權的擁有者」，而是「參與主權構成的實踐者」。這個區別，會改變一切。
下一季，我們會戴上第三副眼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