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幾年前就支語議題寫過篇投書〈從清末的語言認知戰看台灣當下的「中國用語」爭議〉。這篇是從文化自信立論，基本上認為，在穩固的文化基礎與相應的民主信心下，外來文化元素的引入、交融，乃至一部分的取代，終會在持續的再創造中，助成更為豐富的本體。而若是這竟導致本體的消亡或徹底遭到覆蓋，那麼問題不會是外來文化元素，而是本體出於分裂等因素，喪失學者所謂「創造性轉化」的能力。
這一方面表示，我當然不主張語言是中性工具，而忽視諸如自我認同或權力傾軋等面向。另一方面，既然具備信心，那就停留於「敵非南蠻鴃舌」即可，何必再作此文？原因在於，支語恐慌確實觸及前文未及的病理層面。然而支語警察或者說小警總，卻是把錯脈，認錯病根，甚至本身就可能是病徵之一。
支語恐慌所見中國文化藉中國國家資本與短影音平台的共構形式「入侵」台灣，乍看的確可撼動文化自信論。但必須思考的是，過去台灣雖然也對美日韓等強勢文化的「入境」有所提防，卻終究不至於動搖文化本體，那麼這一次的殊異性何在？這是個實實在在的提問，並非只是修辭。
有必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前述共構關係是必然的嗎，又或者是一定程度的偶合？這個問題的實質意義是：中國國家利益和短影音機制的利益是一致的嗎？我認為，支語恐慌沿用舊式的發令中心與前端執行者思維，從而將共構理解為共謀，也想當然耳認為二者利益一致。但短影音機制所形塑的用戶，未必即是中國國家治理所需要的有用的馴服的身體。即使從《美麗新世界》那種「民須使樂之，不可使思之」的角度來看，一群歡樂的底層階級至少必須是堪用的，而且仍必須保留一定人數的具備高等思考能力的階級。然而短影音不只是科技鴉片，更是規訓出不耐煩，且不願意又無能力深度吸收知識與思考，追求立即回響的上癮者。如果跨出抗中保台的思維窠臼，我們會發現，短影音同樣可能是中國面臨的問題（當然也是全球的問題）。
但，共構而非共謀是什麼意思？在支語恐慌者的想像中，短影音平台是鐵板一塊，而且隱然接受中共指使。但平台上是去中心化的內容產製者。也因為去中心化，所以可能遍及生活各個面向，這就讓在文化上具切近性的台灣有可能全盤接觸。支語恐慌者認定這是中國入侵，但實情恐怕更趨近於以文化為始，而以演算法為強大推力。回到前面的提問：殊異性何在？不在中國，不在文化，而在極富馬克思意味的技術變革帶來的質變。
這也說明了文化自信論為何需要修正，卻又仍是解決問題時的關鍵思考原則。畢竟，我們即使假定國家資本與影音平台存在共謀關係，都仍需要解答，何以照道理台灣教育、社會、生活、文化等層面所應具備的制衡力道一一失效，而使一個實體生活於台灣的人，在詞彙上，以及有可能在思想與感知上，都因虛擬接觸而改變。換言之，還是得回到本體內部的崩解。
而我們如果跳脫對中國與短影音的共謀想像，就會發現支語恐慌的實踐形式和短影音也有某種共構關係。當然，這多半是相關關係，而非因果。支語恐慌者本身不見得接觸短影音，但在同溫層效應下，難免受到短影音的間接影響。這種趨同效應就使得恐慌者是以短影音品質的手段來對抗中國，而將焦點擺在最低層次的詞彙替換上。
綜上所言，支語恐慌所涉及的不僅是文化與政治，更是全球性的技術變革對公共討論品質的侵害。錯置焦點，只會造成預言的自我實現。亦即，在對抗中國短語的同時，無視於自身已活成了聲量喧囂的短影音。從而在本體的衰頹下，促成了自己最擔心的文化代換。順著本文的標題來說，敵在本能寺，而敵之所以得逞，在於寺外一片荒蕪。我們能做的，或者不是計較特定用語或語用的起源，而是做一個老派卻極為艱難的自我質問：我們還願意做個複雜而非單向度的人嗎？
民國一百一十五年四月十五日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