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文學季】九零年代的愛與悲傷──駱以軍 × 魏瑛娟 談《蒙馬特遺書》與《西夏旅館‧蝴蝶書》

曾被王德威評為「華麗而淫猥」、著迷於「人渣美學」與「痴漢／惡漢書寫」的小說家駱以軍，和「永遠的劇場不良美少女」、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創辦人、導演魏瑛娟的初次邂逅，起源於2014年的《西夏旅館‧蝴蝶書》舞台劇。魏瑛娟大膽改編駱以軍知名的長篇小說《西夏旅館》，將它搬進劇場，獲得了觀眾熱烈的反響。兩年之後，兩位作者在臺北文學季的講台上重逢，暢談藝術、創作與人生，在小說與舞台劇的碰撞之間，又一次帶來絕美的靈魂盛宴。

 

 

阿茲特克人的神殿

 

 

駱以軍笑稱，他們各奔東西又重新相遇的這段歷程，就像「兩隻小老鼠」的童話故事。一隻老鼠宅在自己的國度裡，如同每天埋頭寫作的駱以軍；另一隻老鼠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奔走，就像常常四處旅行的魏瑛娟。

 

兩年前的那場舞台劇，對駱以軍來說，宛如一場激烈華美的神殿祭祀儀式。他談起智利作家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的小說《2666》，裡面一個與情人海誓山盟的少女，只信仰阿茲特克人。這群古老的人們在華麗的神殿裡獻祭活人，如夢境一般，讓紅色的血流到黑曜石上，散發神秘的光輝。那樣強烈的聲色震撼，完美詮釋了對劇場所知甚少，卻親身觀賞《西夏旅館‧蝴蝶書》的原作者駱以軍當時的心情。

 

「我自己都覺得超恐怖的！太有壓迫感、太有張力了！他們還說我是原作者，我都快嚇死了！」駱以軍誇張地形容舞台劇中場休息時，他震盪不安的心情。在他看來，這場演出早已是超脫原著外的全新創作。六小時的長戲結束後，他步出劇場，竟覺得仿佛「從阿茲特克人舉行活人祭的神廟中走出來」。

 

對於「劇場女巫」魏瑛娟來說，舞台劇也是這樣神聖又迷幻的存在。眾人在黑暗空間中，分享彼此的世界，宛如舉行一場神廟儀式。而旅行對她來說，是將自己丟到異域中、逃離世界並找尋靈感的過程。在《西夏旅館‧蝴蝶書》舞台劇之後，她已經寫好了《西夏旅館》的電影劇本，期待有機會能獲得資金援助，讓它登上大銀幕。

我的故事都是偷來的

 

 

談起自己的創作，最令魏瑛娟反復思索的問題，始終是「如何講一個好故事」。而以善講故事聞名的駱以軍，則分享了自身收集故事的經驗。

 

「我常常在咖啡館偷聽別人講話」，他笑著說道。與計程車司機的攀談、報章雜誌上的新聞、咖啡館裡的閒語，乃至養生按摩館裡的傾訴，都成了他的創作養分。那些被他稱為「城市小蝴蝶」、「流浪美少女」的年輕按摩女孩們，雖然背景不同，卻有同樣悲傷的故事。她們最後都為生活流浪到台北，聚集在這間小小的按摩館裡。

 

「如果我收集五百個按摩美少女的故事，那就是一本《紅樓夢》。」駱以軍進一步用量子力學中的「波粒二象性」理論，來詮釋他的創作美學。一個個鮮明的人物排列，就好像波拉尼奧書中兩百多個妓女的故事，如精準的人類學報告，這是「粒子」型的小說。而「波函數」型的小說，則展現群體運動狀況，人物是模糊、空洞的，如卡夫卡的《城堡》。《紅樓夢》中有鮮明的人物，也有整體的悲歡，正是「粒子」與「波函數」的結合。這種與量子力學連結的創作觀點，正是駱以軍在2014年的小說《女兒》中，所著重探討的主題。

死亡前的八分鐘

 

 

從量子力學出發，駱以軍也分享了令他印象深刻的電影《啟動原始碼》。電影中，主角為了揪出恐怖分子，被迫不斷回到火車爆炸前的八分鐘，無數次地承受死亡的痛苦。在駱以軍看來，這種「反復探勘」、不斷回到死前八分鐘的過程，帶有濃厚的劇場風格。在舞台上，作者、演員與觀眾們亦是一次次地重臨傷害現場，感知支離破碎的疼痛記憶。

 

要完成這樣的舞台，必然要仰賴導演精湛的能力。魏瑛娟笑稱，自己已經有了劇場職業病。在聽故事時，腦中便會不斷拋出角色、場景、戲劇動作清單，再將它們組成融合視聽的劇本書寫。她也總是隨時將聽到的故事收入創作資料庫中，並持續性地遵守自己的創作紀律。從執導《蒙馬特遺書》舞台劇時的六個演員，到《西夏旅館‧蝴蝶書》時的七、八十個角色，她必須將小說繁複的世界，化成舞台上實際可行的展演，這無疑是莫大的挑戰。

 

導演魏瑛娟。文訊雜誌社提供。 

 

 

由於現實因素的考量，舞台劇不可能像小說一樣自由不拘。但與成本高昂的電影相較，小劇場裡的舞台又輕鬆許多。在魏瑛娟眼中，電影比劇場更有強迫性格，因為鏡頭具有引導性、介入性。但比起具象徵性的劇場，電影也更接近生活。每一次創作的過程，對她來說都是不斷回到那八分鐘的痛苦空間中，因此她不太回看過去的作品，並常常向外走，讓自己與原來的世界產生距離。

九零年代的夢想與幻滅

 

 

這種向外走的異國情懷，被駱以軍納入了他對九零年代的觀察中。這群共享九零年代記憶的人們裡，有魏瑛娟，有駱以軍，也有《蒙馬特遺書》的原作者邱妙津。駱以軍調侃又深情地，回憶起那段就讀文化大學的年少時光。

 

「我要上山去找那批文大的」，這是邱妙津曾說過的話。那個時代的青年，包括駱以軍自己，好像都懷揣著某種文學夢，彼此聊詩、聊小說、聊電影，充滿二十多歲的光焰，出奇的認真。他曾與邱妙津多次針對文藝議題爭辯，但他們也曾在一次宛如一千零一夜般的小說故事分享後，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在駱以軍記憶中，邱妙津就是那個在酒吧裡拉住喝醉的老外，像聖母一樣穩定、理性、溫暖的女子。他幾乎無法想像，她竟能寫出《蒙馬特遺書》那樣的作品。

 

在駱以軍看來，台灣當代的長篇小說，多是西方十九、二十世紀以來帝國影響下的產物。在那些和在地生活完全無關的西方文學經典中，這批九零年代的台灣年輕人，幻想著某種充滿哲光、教養的世界，守著獨屬於舊時代的神聖魔幻空間。但台灣終究不是帝國，這種幻想註定破裂，而他們仍必須在幻滅中承受痛苦、直面傷害。那個年代的文藝作品中，都充滿了異國情結，而在魏瑛娟的劇場舞台裡，亦呈現了這種心靈創傷。

 

「臉書強迫你活在現在，製造一種假性的關懷空間」，駱以軍犀利地評論道。網路加速了一切演化的進程，所有重要新聞事件都被快速遺忘，陷入朝生暮死的輪迴中，很少有人再關心過去。但過往年代中，卻有某些事件會像魅影一樣，始終跟著你，無法忘懷。獨屬於九零年代的光輝與幻夢，在兩位講者的言語中，熠熠不朽地閃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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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容兒

封面照片：小說家駱以軍與導演魏瑛娟對談。文訊雜誌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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