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的人——洪瑞麟

2019/05/30 更新2017/12/29 發佈閱讀 11 分鐘

2017年12月23日，朋友們紛紛在臉書上貼出反勞基法修惡的遊行照片，街上一張張年輕的臉龐，抗議勞基法的修正罔顧勞工生命，原本應該保障勞工權益的勞基法，竟修正放寬了許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對照著電視上頻繁報導的疲勞駕駛釀車禍、工程師與賣場人員過勞猝逝的新聞，工人的命多輕賤哪。

憤怒和悲傷的時候，想起洪瑞麟。

台灣日治時期畫家，因受日本教育影響而與世界接軌，深受二十世紀現代美術思潮的洗禮，其中不乏關懷農工階級、謳歌普羅大眾生活的畫家，但是身為畫家親自下鄉去做工的人，只有洪瑞麟。

1912年，洪瑞麟於台北大稻埕出生，父親任職於商行，雅好文藝，工作之餘，精於水墨繪畫，尤其擅長畫梅。小小的洪瑞麟在父親身邊專司磨墨，看著父親畫梅的靈動筆觸，留下深刻印象。或許因為從小看父親畫水墨，長大後的洪瑞麟經常以水墨、毛筆寫生，筆趣活潑，與其他的西畫家的線條精神大不相同。

1920年，洪瑞麟進入稻江義塾就讀，稻江義塾是日人所創的私立小學，校長稻桓藤兵衛是虔誠的基督徒，待人溫煦、以宗教博愛精神興學，洪瑞麟小小年紀便深受該校師長的人道主義影響，其中吳清海老師將許多西洋畫冊借給洪瑞麟觀看臨摹，尤其推崇法國畫家米勒的《拾穗》、《晚禱》等以農民生活為起點，謳歌人性尊嚴的作品，小小洪瑞麟就這樣成為一名人道主義者了。

欸洪瑞麟才12歲這自學素描也畫得太好了吧！！小孩的啟蒙教育不能等，從米勒做起啊！！（然後小孩長大就去做工）（台灣的家長才不要小孩去做工）（一天到晚恐嚇小孩不好好讀書就去做工啊）（做工錯了嗎）（畫畫也是做工啊)）（沒有人要做工然後整天欺負移工是怎樣）（階級差異感真是根深蒂固啊）（翻攝自《礦工・太陽・洪瑞麟》）

洪瑞麟的善良或許源自家庭教育，但藝術家從一而終的平等博愛精神絕對與稻江義塾的教育理念有關，至於他對普羅階級的關注，則來自日本留學的影響。

1929 年，洪瑞麟進入由倪蔣懷出資的「台灣繪畫研究所」，與張萬傳、陳德旺等人同期入學，接受石川欽一郎老師的指導，正式習畫。1930 年赴日，與張萬傳、陳德旺一齊考上日本帝國美術學校（今武藏野美術大學）。1929年才剛創校的帝國美術學校偏重理論課程，創作課程比起東京美術學校較少，但校風自由、前衛，教授亦鼓勵學生發展創作的多元性、實驗性，也就是說這間學校又新又BANG，不過跟擁有正宗地位的東美相比，選入帝展光宗耀祖的機會就GG惹。後來張、陳兩人走校外自由研究路線，放棄帝美，只有洪瑞麟一人讀到畢業，成為蓄長髮、披長衣，大膽創新、追求自由表現的「野武士」。

帝美學習期間，洪瑞麟深受清水多嘉示教授的影響，當時日本正逢普羅美術的風潮，推崇米勒、杜米埃、庫爾貝等人的寫實作品，謳歌勞動階級，認為美術應為平民服務，找回人性的尊嚴。洪瑞麟參加了「日本前衛美術俱樂部」，盡情吸收新知的同時，平民美術的思想正與他的理想契合，畢業後，洪瑞麟又前往日本東北的山形縣，描繪當地農民生活，直到1938年才回台。在天寒地凍之中勞動的人民面容，成為洪瑞麟作品的基調。

洪瑞麟曾說：「我留學日本的幾年，最令我感動的，不是那裡的櫻花，不是清淺的溪流，而是天寒下蕭瑟的勞動者。」這幅大尺寸的油畫在洪瑞麟晚年時做過修復、更改，中央的白鬍老人原為黑鬚，洪瑞麟讓他一起「變老」了。

1938年回台後，洪瑞麟的工作粉不好找，畢竟當時台灣的美術教職人選早就飽和到不行，而父母年邁，長兄病逝，家計沉重的洪瑞麟便在藝術界大學長倪蔣懷推薦之下，到礦坑去做工了，不是那種坐辦公室的工喔，是真的每天下隧道工作，在激烈的肉體勞動之中搏鬥、在生與死的一線之隔間搏鬥，成為鐵錚錚的礦山男人啊！

洪瑞麟後來為自己的創作，下了一個註解：「我的畫就是礦工日記。」

那是甚麼樣的日記呢？

每天身體的每一個毛孔都深深浸染著炭渣，指縫永遠卡著黝黑的泥土洗不乾淨，甚至有礦工乾脆一年只洗一次腳，反正永遠是髒的，只有除夕那天洗一次腳。

在天未亮時便進入礦坑工作，天色暗了才出來，洪瑞麟在屆臨退休時環島畫畫，超愛陽光，但是又時常覺得刺眼，因為過去的數十年來都在黑暗中生活啊。

日復一日在黑暗陰濕的環境中勞動，身體肌肉關節因此誇張變形的人們。

因為高度肌肉勞動而必須倚賴菸酒刺激的礦工，總想要偷偷攜帶香菸進入礦坑，必須嚴加檢查的早點名；或是礦工經歷一日的勞累，情緒暴烈，因為出坑時洗浴的熱水燒不好，而對著燒水的人破口大罵，最後只好找了一個耳聾的工人來專司燒熱水，每一天每一天都在處理的種種人事衝突。

發生礦災時，那些窒息而死的紫黑臉龐，那些在土石中扭曲變形的肢體。

這些都是洪瑞麟的日常。原本計畫在礦坑工作十年之後，就要前往法國繼續留學的他，一待就是三十五年，在礦坑裡和工人一齊勞動、歡笑、哭泣，與工頭的女兒結婚，生下孩子。

因為用身體去經歷礦坑，所以洪瑞麟從炭渣泥塊的磨礪中成熟，在礦工粗鄙的外表之下看見尊嚴、生命的拚搏力道從筆下長出來。

然後他發現自己的終極關懷在此，不用遠赴法國了，米勒的終極關懷是農村人民，洪瑞麟的終極關懷是礦工兒女，他要耕耘的地就在瑞芳二號坑，不在巴黎。

他一邊做工一邊畫畫，休息時間便以同事為模特兒作畫，做工時，當然不可能帶著畫具畫架進入狹窄的坑道，而後來進入戰爭時期，日本實施繪具管制，也很難取得畫布、顏料等進口用品，洪瑞麟便以父親遺留下來的宣紙作畫，並從菸斗袋的設計找到靈感，把毛筆裝進竹管內、墨汁裝進底片盒，幫速寫本做防水，如此成就了他在礦坑專用的寫生包，沒有墨水了？只要用泥土礦渣加點汗水就可以畫了。

也因為他的作畫理念和主題與主流風格大不相同（畢竟當時台灣美術欣賞風氣仍以上流社會為主），洪瑞麟1938年返台時，便退出當時台灣最大的美術團體「台陽美協」，與好友陳德旺、張萬傳、陳春德等人合組了MOUVE畫會，延續帝美那種自由自在、互相刺激的研究精神，也就是建立自己的同溫層，大家一起喝酒聊美術~~說幹話~~。

相對於台陽美協的李石樵、李梅樹等人正統典雅的寫實油畫風格，洪瑞麟參與的畫會（從MOUVE畫會到1954年組成的「紀元美術會」），成員風格更追求突破創新，畫會的運作也更自由。光是看洪瑞麟、張義雄等人喝酒時互相畫的臉像，就可以感受到洪瑞麟在礦坑工作之餘，他那頑皮的藝術家靈魂並沒有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