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29|閱讀時間 ‧ 約 6 分鐘

《私法拘留》魚蛋的滋味

1、
一串魚蛋(魚丸)這樣尋常的街邊小吃,究竟為何能讓人邊吃邊掉淚?
電影最後一幕,當羅莎大嬸歷經了一整天的奔走,終於湊足保金,正準備趕往警局時,忽然瞥見一旁攤位上那鍋熱呼呼的魚蛋,於是上前向小販買了一串。
當蘿莎大嬸一口咬下魚蛋,蓄積了一整天的緊繃情緒也如同水庫之洩洪,止不住的眼淚奪眶而出,那淚和汗交織的臉龐,讓人看了十分心疼與不捨。
我們明白,其實羅莎大嬸並非因為品嚐到魚蛋的美味而感動落淚,而是在當下,那串握在手裡熱呼呼的魚蛋提醒了她,生活實在太艱難,她只能憑藉著「吃」 這樣的動物本能來確認自己的存在。
2、
片尾這一幕,讓我不禁想起自己的母親。高中升大學的那個暑假,家中正好陷入經濟困境,母親因擔心沒錢可供我順利地從高雄北上就學,便帶我到市政府社會局尋求協助。辦公室裡,母親向社會局科長訴說家中景況,那無助軟弱的模樣,至今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
片中的羅莎大嬸與我的母親一樣,泰半時間,她們都必須維持著一個堅毅剛強的形象,對外得應付各路客人(羅莎大嬸在貧民窟開了一家以她為名的雜貨店,我的母親則曾做過好幾年的車輪餅生意),對內得張羅全家大小的各項雜務,她們並非溫柔婉約的女性,她們的言行有時顯得粗鄙且兇悍,同時,她們並不輕言哭泣。
3、
而這部電影導演曼多薩(Brillante ma Maondoza)便是利用了這樣的母親形象去凝視菲律賓社會底層的生活現況。影片開頭,我們看到蘿莎大嬸大搖大擺地穿過人群,遇見騎樓與燈柱下的青年人頻頻向她探問:「大嬸,有冰嗎?」接著,她遇見大兒子將家中的卡拉OK伴唱機拿出來租給附近民眾娛樂使用,臨去前還提醒大兒子要記得向大家收錢。
返回家中,踩著又小又窄的階梯登上二樓臥房,撞見丈夫正在吸食毒品,羅莎大嬸拍拍他肩膀訓了幾句;換好衣服走到樓下,恰好有客人上門要買冰毒,確認了通關密語後,她讓客人進到家中,自己則小心翼翼地翻開餅乾盒,秀出剛向藥頭補過的貨;不久,有個常向她賒帳的無賴青年也來向她求冰毒,她拗不過青年的請求給了一包,還邀請青年留下來一起吃晚餐,但青年只是逕自離去;接著,警察便循線上門逮捕了她和丈夫。
一陣慌亂中,羅莎大嬸和丈夫被上了手銬、帶上囚車。囚車沒有門,因此,她可以聞到貧民窟裡一股濃烈而熟悉的氣味,而這時,有個小孩衣衫襤褸,正拖著回收物從她眼前走過。
4、
在菲律賓這個貧富差距懸殊、階級幾乎不流動的國家裡,活在底層的人民很難憑一己之力躋升上流社會,他們當然也工作、賺錢,但沉重龐大的生活開銷,讓他們只能不斷地想方設法換取錢財以求溫飽,例如片中的羅莎大嬸,除了開雜貨店,她還標會、收會錢,甚至甘冒風險做起販毒生意。
只是羅莎大嬸並不像《三城記》裡走私鴉片的湯唯那樣幸運,碰上港口檢察官劉青雲因一時心軟而將她放走,警察向她和丈夫索討高額保金,他們無力支付,只好供出藥頭的聯絡方式。
在跟著警察埋伏逮捕藥頭、將他送進警局、後來還毆打他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攝影機頻頻捕捉羅莎大嬸那伸首探望、焦躁不安的神情,那神情具現了她陷害了別人的罪惡感,同時,她內心似乎也吶喊著;這種他人陷害我、我陷害他人的循環究竟到何時才得以終止?
5、
電影發行片商在宣傳海報(酷卡)上下了兩句標語「毒不起的國家,吃定賭得起的媽媽」,很貼切地點出了電影主題,尤其正值菲律賓大力掃蕩毒品、引發諸多人權爭議之際,導演赤裸裸地指陳警察系統的貪婪與腐敗,他們公然地向逮捕來的嫌犯索討保金、將其中飽私囊,這絲毫無助於禁絕毒品的流通與販賣。
儘管全片瀰漫著昏黃黯沉的色澤,但就在令人感到絕望的氛圍中,電影後半刻劃出羅莎大嬸一家人的深厚情感。為了籌措保金讓父母能順利獲釋,大兒子抱著過時的CRT電視到當鋪典當,二兒子向中年男子兜售自己的青春肉體,大女兒到姨母家借錢還招來一陣冷嘲熱諷,對這一家人而言,一定得先度過眼前危機,至於將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也因此在片尾,當羅莎大嬸咬下第一口魚蛋,她知道危機終於解除了,一家人又能團聚了,她不必故作堅強了,而能用力哭泣了。
6、
這是我第一次看曼多薩執導的電影,故無法一併談論他的前作並進行比較。總的來說,我十分佩服曼多薩對社會議題敢於批判的勇氣,力道生猛,毫不手軟。而這部電影全部採用手持攝影,一方面是遷就於貧民窟狹窄逼仄的空間,另一方面晃動的鏡頭則帶給觀者一種不安與臨場感。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並未如許多西方電影,著力去刻畫人們因吸食毒品而產生種種誇張的肢體反應或者幻覺(例如:《猜火車》),在鏡頭下,我們看到了一個和諧的毒品生態,毒品的吸食與販賣看似如此自然、稀鬆平常,而這種讓人分辨不出是真是假、近乎紀錄片的拍攝方式,只能說,曼多薩的場面調度真的很厲害。
7、               
回頭想想,近幾年台灣電影中,戴立忍的《不能沒有你》應該是最能逼視社會底層生活,力道最為生猛的一部。鍾孟宏的《第四張畫》也很好,但整部電影走的是比較另類、偏向抒情的路數。
其他以社會底層生活當背景拍攝的電影似乎都不太行,易智言的《行動代號:孫中山》將一部黑色喜劇拍得不上不下,卓立的《白米炸彈客》更令人不忍卒睹,故事支離破碎,白白浪費了這樣一個好題材。
台灣導演啊,除了基本必備的說故事能力,倘若將拍電影、呈現生活百態作為自己所需擔負的社會責任,那麼,該衝撞時就要勇敢衝撞,別太溫柔敦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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