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寄生上流》的幸運，他寄生在一堵牆中：施儒珍

《寄生上流》在奧斯卡的風光，至少教會了我們一件事，就是「說別人的故事，或許我們說得沒有別人好，但說我們的故事，我們一定可以贏別人。」

噢，但這句話不是關於《寄生上流》，這是台灣的文化部長鄭麗君說的。

希望所有台灣的創作者們，都能回頭更深入了解我們的文化及歷史，那你就會發現，幾乎所有現今的荒謬，都能在我們苦難的歷史中找到痕跡。

封城的衝突我們有，布袋事件中仰賴外界民生物資的飢民試圖衝出封鎖線求生，被國民黨機槍掃射趕回去；特權的待遇我們有，江南案裡的黨國精英就連在國際輿論下被迫坐牢，政府都特地幫他們蓋了豪宅當成牢房；就連《寄生上流》裡，那種躲在黑暗中，數年不見天日的故事我們都有，而且更悲慘，施儒珍寧願活在無法站直、無法躺平的狹小牆面之中長達17年，也不願意接受國民黨的逮捕及羞辱。

施儒珍在日治時期就有反抗殖民統治的思想，曾在「新竹州反抗日本事件」中被日本政府判刑7年，關押了6年，出獄後剛好遇到二戰結束，當時他還對國民黨政府抱有幻想，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協助接收日產、迎接國民兵來台，直到228事件爆發他才終於清醒，進入了左翼的讀書會試圖推翻國民黨政府，但1951年讀書會的黃樹滋被捕自首後把成員全盤托出，施儒珍因此開始逃亡，留下妻子與兩個年幼的孩子。

施儒珍先在舅舅家躲了三天，舅舅因此被牽連判刑3年，後來輾轉短暫躲避在幾個親戚後，逼不得以只能找上與他最親近的弟弟施儒昌，施儒昌跟堂伯談妥，在堂伯家中挖了地洞讓施如珍躲了2年，後來又在自己家中廚房牆壁砌出一個夾層，施儒珍直到過世前，都生活在那面牆中。

為了保護施儒珍，這個秘密只有少數親人知道，甚至連施儒珍的兩個孩子都不知道爸爸就藏在家裡，但想念女兒的施儒珍，有時半夜會忍不住偷偷冒著危險去看孩子，輕輕地撫摸他們的臉頰，他的女兒施美慧回憶，小時他曾經天真地問阿嬤說，為什麼昨天晚上有人摸我的臉，阿嬤每次都回答她那是床母（保佑孩子平安長大的神明），直到長大後，她才知道原來床母，就是她的爸爸。

不只施儒珍個性強硬，他的家人也都不願屈服，除了舅舅被判刑3年外，施儒珍的父親也被抓去刑求三天三夜逼問他的下落，在釋放當天，父親精神恍惚，竟在火車站不慎掉落月台，當場被火車碾過送醫不治；弟弟施儒昌也曾被憲兵隊逮捕，但他坦然回答：「我不怕死，你若抓不到我大哥，抓我去充數沒關係。」憲兵隊看施儒昌似乎真的不知情，餓他三天後才放他回去，但其實，當時施儒珍早已住在廚房牆壁之中，只是他們都不願意出賣自己的家人。

逃亡期間，施儒珍都會攜帶毒藥，寧願自盡也不受國民黨羞辱，在自囚牆內時，除了枕頭、尿桶還有幾本書之外，唯一陪伴他的就是一把自殺用的小刀，他對施儒昌說：「國民黨是非法政權，我沒做什麼壞事情，是個人信仰問題，沒必要自首。」施儒昌也堅定地回說：「那就繼續奮鬥下去。」

其實，但不只被囚禁在狹小空間的施儒珍，牆外的施儒昌又談何容易？除了照顧哥哥的生活起居、工作處處被刁難、每天還要應付上門翻箱倒櫃的情治人員之外，傍晚放哥哥出來散步時，他還會爬到附近最高的樹上負責監看，甚至利用鞋印判斷情治人員的行動習性，這樣的壓力他都藏在心裡不讓家人知道，就連跟他最好的弟弟施儒耀，都不知道他曾經兩度想到自殺。

公視《獨立特派員》訪問到施儒昌時，他曾提到當時的想法。

「一隻小鳥或一隻雞，他們也都很快樂，而我做人為什麼這麼痛苦呢？但是出門哭一哭、想一想，就知道自己不行（自殺），因為家中還有母親，如果我先死，母親會比死更痛苦，那時家中只能靠我，大的逃亡，我排行第二，剩下的弟弟還小，如果我自殺，母親一定比死甚至下油鍋更痛苦，所以我要繼續奮鬥。」

但即使如此，母親依舊由於長年飽受情治人員的騷擾與驚嚇，在施儒昌27歲時就過世了，時至今日，提到自己的母親，年邁的施儒昌仍會忍不住潸然淚下。

時代的悲劇。

1970年，施儒珍在牆內自囚17年後，因為缺乏日曬而罹患黃疸，又因為不能就醫，最終服藥治療無效後病逝在家中，享年55歲，死後家人自己挖了洞、撒下石灰，並用家中的門板做了簡單的棺材幫他下葬，並把他的生猝年份寫成小紙條，偷偷藏在家中祖先牌位的後面。多年後，施美慧還好幾次夢見爸爸說他好冷，但當時還在戒嚴，她只能強忍著悲痛，一直到解嚴後，她才能存夠錢，把父親移靈到靈骨塔中，她說：

「最起碼在這裡，讓他不會淋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