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獨生》—大江南北的巨型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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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零的一胎化政策的後果是什麼？大量墮胎造成女性輸卵管受損無法受孕、喪子之人必須重新接通輸精管再生下子嗣、以罰款之名課徵生育稅金之實際、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人口快速老化造成壯年人口扶養比提高、無法申報戶籍的幽靈人口無法享受到國家「社會主義」福利、對於傳遞香火的傳統觀念使得不具有陰莖的嬰孩出生時被丟到滾水中。但這卻不包括經濟的成長。

甚至，經濟的成長是因有大量的勞動力才可能，如此才能吸引世界市場的投入，只不過停止一胎化政策的二零一五已經太遲，尤其人口的減少實也非以這殘酷的政策為必要，因為早在此前中國政府依照原先的「晚稀少」政策已經能穩定降下人口成長讓生育六胎減半成三胎，那為何還要那麼強硬的措施？倒也不是要展現鐵腕，而是在一九七六毛澤東過世產生的權力真空，中國也要面臨大躍進與文革的餘波下，華國鋒、胡耀邦、鄧小平等人必須要取得正當性，為了要振興經濟就必須要提高人均GDP，為此則須提高產出以及減緩人口成長。無疑地，後者容易多了。

中國為了經濟成長、超英趕美，無所不用其極早已不是新聞，碳排放造成全球暖化也都是將來的事，先趕上美帝才是首要之旨，而全世界的人類生命本來就不在考量之中，尤其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本來就是倒著唸的語句，中國人打最兇的就是中國人，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分明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尤其在傳統儒道下的男尊女卑觀念，使得女人懷上了胎、肚子被打了根針，也不過是在國家經濟發展大業下的為國奉獻—而非必要之惡。然而一胎化政策真有那麼神奇？實際上從未有如官方所宣稱達成人口三四億的減少，因為實際上當時的估計實在過於草率，甚至整個政策都是由宋健之流的火箭科學家來評估的，何故？文化大革命早革翻了文化，人文科學不過是阻礙邁向共產社會的人民毒藥。

然而，一胎化政策不僅是並未如同「計畫經濟」一般地「經濟」，甚至而造成了更多的問題，人類想要掌控世界的意志在共產中國找到出口，但於此才發現弄巧成拙，因為中國即將面臨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雖然人口老化是第一世界的問題，而中國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難稱得上是第一世界，即便是第二大的經濟體，但人均GDP只有韓國六分之一與美國九分之一，尤其在二零五零食將會每三人有一人是六十歲高齡以上。這會造成的問題是超高扶養比，而這時代的重擔將會因「黨」的方向不公平地成為賜予這一代一胎化政策下的炎黃子孫。

而在個人的層面上無論是父母或是子女都同樣必須接受這個政策的後果，在父母這方可能要面臨強致絕育措施的威脅，但非法治國家從來就不存在公正，法律（如果堪稱法律）在各個地區的執行都很依賴地方官，所以可嚴可寬，一切端看人品，有關係就是沒關係，甚至有錢就能違反政策，這反而是法治國家中最忌諱的現象。處罰的目的或許是為了要實現正義（應報的retribution）或說是要威嚇（功利的deterrence），又或者是要根治行為人的劣根性（矯治的rehabilitation），都有實踐的意義存在，但是在中國的超生罰款卻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只要有錢就能多生，這無疑地就是用罰款來買孩子的配額。在中國什麼都要計畫、什麼都要掌控，所以你怎麼生、怎麼死都不是你能決定的，人定勝天在這裡能得到實現，就像京奧時為了洗去北京的霧霾，北京市人工影響天氣辦公室就要發射裝有碘化銀的火箭彈，畢竟共產無神論，沒有雨神雷神沒有神意，只有黨的意志存在，神說要有光就有光，現在是黨說要下雨就要下雨。

而在孩子的方面也要面臨龐大的壓力，因為是獨子（除非父母竭盡所能地生出了雙胞胎、多胞胎），所以成為實現父母夢想的工具，父母細微地照料只怕喪失這唯一的依靠，雖然普世原則上說人人平等，所以無論是單子家庭或是多子家庭喪子都應該是同等的悲痛，但這只是理論上。在中國的現實所反映出的是理論不完全適用，普世原則似乎在此碰到天外天，因為「失獨」所造成的損害並不只是生命的殞落，而是愛的對象失去之外，也失去經濟依靠、社會認可還有人生價值。畢竟失獨之後連鄰居都退避三舍，深怕靠近是為了尋求浮木依憑。

在中國這樣的地方在人民的層面上是被去政治了，每個人都不是公民也都沒有政治上的權力，換句話說，在國家的層面上則是太政治了，就連知識上的真理與道德上的對錯甚至美學上的美醜，全都被權力給壟斷。舉例來說，曾經的北大校長馬寅初現在被稱作一胎化政策之父，但斯時碰上毛主席擺盪在「愈多愈好」與「少即是多」的人口政策之間，所以他提出的人口控制觀念遇上的是國家意志的「愈多愈好」，想當然地就被鬥下了校長職。然而二十年後的梁中堂提出的反對人口控制，卻碰上了國家要控制人口，風水輪流轉，這時馬寅初在歷史上就獲得了平反。

中國是不信任自由的，這是個充滿恐懼的國家，不僅人民被恐懼給綁縛，國家也正是被恐懼給驅動著的一個巨靈，在執行政策的手段上，中國並不考慮保險套、避孕藥或是避孕器這樣的措施，即便這些技術已經改良到人民無法自行解消這裝避孕狀態，中國偏愛的還是絕育，因為這萬無一失，一切盡可在黨的掌控之中，秩序之外的一點混亂都不得滲入，即便這剝奪了不可計數的自由。慢著，是可計數的，一九八三年有兩千萬中國人接受絕育手術，這就是對於自由恐懼所造成的災難。

這種適得其反的事例即便在歷史上還有其他的參考資料，但是沒有比中國更為顯著的例子可舉，就像大躍進與文革所造成的非自然死亡可是無人可及，相較於納粹屠殺六百萬人的成績而言，三、四千萬人的中國人在此期間的死亡，以及在一胎化政策下多少生命在尚未吸取到世界的空氣（即便在中國的空氣混濁很多），就已經被排除活著的資格。而女性更是因為性別不平等的社會文化中，受到更大迫害的群體，就連自由世界都在二十世紀才讓女性取得普選的公民權，那麼非自由世界誠可想像？共產黨起初為了革命而把國家放在家庭之前，破毀家庭的秩序，讓孩子批鬥自己的父母、也不准祭祖，革命是成功了，腐敗的國民黨敗逃後是人民的勝利，但人民的定義迅速地縮減，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所謂的「人民」的意涵只包括共黨的高官，
其他人都「不是人」，就連富如馬雲也是隔日如過往雲煙，如夢幻泡影。而今日的共產黨想要重建家庭才發現，創造什麼比破壞什麼還難，偏偏共產黨擅長後者。一胎化政策所造成的社會問題還包括例如彩禮（類似禮聘女方一筆金錢，尤其這也把婚姻的意義貶低成金錢交易）後女方逃婚、女性在過適婚年齡後尚未結婚成為剩女所面臨的龐大壓力、城鄉貧富以及人口組成結構差距、父母為了獨子能吸引到數量稀少的女性所以要置產買房而造成的房價上升，同時也讓生活絕大多數的收入都要投注在這空洞的「不動產」（雖然照理說共產主義沒有私有財產權的觀念）、更悲哀的是失獨的父母養老院都進不去、買不到，因為怕收不到錢。

「也許共產黨能夠扭轉局勢，畢竟他們曾經發起現代史上最成功的反生育運動。但我猜測這件事就算不是絕對辦不到，也會很艱難。以純粹數字運算的心態看待生育問題，這種觀念已經深入中國人的心理。到頭來，一胎化政策造成的最大傷害或許是他強迫民眾理性思考—也許太過理性—為人父母這件事。然而成為父母，卻是帶著一種無窮的能力躍進未知，這種能力可以讓我們更加理解生存與愛的意義。」對於人是經濟理性的假設只能用做理論上理解、解釋人類的特定行動之用，但是以此作為假設來實踐沒有科學根據的政策，就是把成千上萬的人命當作實驗場的材料，而這就是中國的歷史，而這實驗場的殘餘，至今共產黨都還在收拾，也即將要面對高扶養比、人口老化、經濟衰退以及社會福利不夠健全所將來臨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