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不冤 只怨綠媒青出於藍

封面的圖片是我多年前加入媒體行業時，前輩給我看過之後印象很深的圖片，它點出了媒體形成報導的角度將會決定社會對事件的看法；偏頗的報導有可能導致完全與事實不符的認知。社會若充斥著偏頗的報導，就會變得真假難辨、是非不分、族群撕裂。《NCC駁回中天續照》這件事情的發展，讓我想起了這張圖。我個人認為台灣社會在評論這件事時，不論是官方、讚成方、反對方這三方面的主張都無法讓我完全認同。

中天根本不是爭議《新聞自由》的適合標的 以我對媒體的標準來看，中天早就不能算是媒體了，所以我對它的新聞台無法續照的結果沒有異議。但這並不代表我認同NCC，NCC的確是依法對電視台執照有裁判權，於是它執行了法律賦予它的職權；但是在現在這個政治干預媒體已成為常態的結構下，NCC的這個決定當然應該被質疑：

然而讓我無法認同的是，台灣社會的質疑方，不論在野黨、民團、學者等...他們的主要訴求居然都舉起了「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大旗，這或許是比較容易讓一般人理解、對進行抗爭訴求比較容易發揮的方向；但是卻沒有讓媒體墮落的根本問題清晰浮現，反而造成混淆，所以讓我有牛頭不對馬嘴的感覺。中天會走到被關台這一步，其實可以歸納出三條脈絡：中國因素；媒體原則(新聞自由)；以及言論自由的過度解釋。這三條脈絡層次不同、牽連不同、應對的方式應該也要不同；把這三條脈絡混在一起包裹成「捍衛新聞自由」，根本無法點出中天的問題，也就無法進一步突顯整個媒體生態為什麼會墮落。

媒體製播新聞等同個人言論自由嗎？ NCC駁回《中天》續照的理由主要是「蔡衍明干預媒體運作」以及「內控機制失靈」，而且突顯它被抓多少次、被罰多少錢，其實根本隔靴搔癢、言不及義，還間接背書台灣其它家媒體都沒問題似的。光是NCC這種不知所謂的作法本身就已經是在劣化台灣的媒體環境。因為它忽視整體結構，只是抓了一個比較醒目的討厭鬼要它把頻道吐出來而已，居然講得好像NCC和其它媒體都足堪典範似的，甚至還在記者會嗆中天記者「不要污辱台灣其它媒體」？這句話輪得到陳耀祥說嗎？其實在網路、社群興起之後台灣媒體的專業操守就一路下滑，在2018年九合一大選到2020年總統大選的這段時間，「新聞媒體」四個字在台灣早就被NCC和藍綠主流媒體自己給污辱到家了。

我認為「針對時事的採訪、追蹤、散佈傳播」並不是新聞記者的專利，這的確是個人的言論自由，只要是人就擁有這樣的權利，也不應受到立場或意識型態的打壓。但是當一間登記為「新聞媒體」的公司，運用龐大的資金和人力、取得國家開放的頻道、掛上第四權的頭銜、得以進入第一現場、約訪政要、取得先手資料、以超過「個人」百萬倍的影響力去執行新聞自由時，就不能用個人言論自由的標準等同觀之。因為個人要用相同條件去驗證時事真偽難度落差太大。

而且新聞是有進度、不斷會有新事件出現的生態，個人要怎麼追得上新聞媒體公司這種不對等的訊息發送呢？因此，新聞媒體的影響力若不被有「原則性的制約」，反而會對其它所有個人的自由造成傷害。這並不是我說的，而是媒體這個行業百年來形成的共識、天職、倫理、操守，因為唯有這樣新聞媒體才會對社會是有益的。新聞媒體是有使命和社會責任的，中天有嗎？台灣其它的媒體如三立、民視、東森...有嗎？NCC有致力維護新聞媒體客觀、真實、獨立嗎？

我們可以來檢視一下：

每一個媒體人都是內控機制 台灣的媒體既然原則操守都不存在，自然就會導致以下三個主要問題：

我認為這是一種惡性循環。人和錢的脈絡不透明，一來會分不清什麼是新聞什麼是廣告，二來是新聞媒體很可能根本不用在乎閱聽市場的反應，因為支持它生存的不再是民眾，而是背後的金主或標案。於是公眾淘汰機制就此消失，等於讓墮落的媒體更加有恃無恐；長此以往，劣幣逐良幣之下媒體人的品質和風骨就幾近滅絶。我認為這個結構才是台灣人應該要抗議並改變的。

「中天關台」在我看來根本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中天的問題是「媒體操守死亡」，而且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後就全面擴散成了所有媒體的問題。台灣叫的出名號的電視媒體全都跨越了紅線，而且三立、民視猶有過之。在我送驗加利口罩這件事上，中天居然還是最像媒體的一個。

若從賽局理論的角度來看，當一個賽局中有一位參賽者為了獲勝而採用極端手段，那結果就是所有的參賽者都會開始用極端手段。

台灣的主流媒體就是因為成了政治工具，而為了幫助主上在政治賽局中獲勝不斷的劣化使用極端手段，最後抛卻了所有的媒體原則直到自己死亡。我不同情中天被關新聞台，因為它們在2018年打開了媒體不能開的潘朵拉盒子，然後大輸的民進黨全面用政府機器讓其它媒體跟進集體瘋狂。新聞不再是歷史的初稿，而是目的性的認知好惡洗腦。

最後我還要記錄下每一個台灣人的責任。媒體是對公眾知情權負責，公眾才是第四權的來源，因此媒體的墮落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係。公眾就是媒體的淘汰機制；媒體人本身就是內控機制；如果從未用實際行動捍衛過新聞操守，憑什麼認為自己應得新聞自由？改革媒體不是靠什麼沽名釣譽的學者。每一個媒體人、中天人都曾經參與這段墮落的過程；只是當極端手段換成權力更大的政府來使用時，才發覺無力抵擋而已。我認為台灣人應該抗議的是公眾媒體該不該由NCC這一眾官僚和蛋頭學者來審查，為什麼台灣的媒體不能回歸公眾掌握？在自由社會，獎勵與懲罰來自公共輿論和市場淘汰機制，是誰奪走了乾淨的公眾知情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