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美術」與「美術史」——佐藤道信著 讀後感

台灣作為東亞文化圈的一份子，共享了周邊諸國的許多文化脈絡，轉變、吸收創造屬於台灣這片土地特有的文化。而這篇文章則是在講述日本近代，如何接受西洋繪畫畫法的同時，在另一方面搭上西洋日本主義的潮流，將國家的形象外銷，創造富國的形象。同時在最後，也希冀能嘗試思考，思考台灣的藝術、文化、傳統如何變革出新，打造屬於台灣本身的「新美術」。

文章序言即提到，近代日本美術的樣貌是自1872年，「美術」這個詞彙的被創造，並且透過官方主導，以「美術」、「美術史」及「美術史學」三個主軸進行制度上的完備，各機關的使用亦被延續至今日，與此同時，也因為日本帝國在東洋諸國的殖民與統治之下，將這樣發展的制度輸出至朝鮮、台灣、滿洲等地。

而這樣的移植現象，在一開始的確是為了迎合西方國家對於日本品味的喜好，而日本政府也就透過大力輸出這樣的產品，以及其產業的振興來達到富國的目的，簡單來說，日本前期的美術是附庸於產業政策之下的。然而，在國家體制建置完備的明治20年代以降，美術本身不在是附庸於產品經濟之下，反而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象徵，所謂「和魂洋才」，便是以西方的技法作為基礎，創作以日本為主題的作品，諸如歷史、風景、人像等無所不包，然而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裸體畫的論爭，裸體畫是基於西方對於基督教信仰之下，「神以神的形象造人」，使得人體作為神造之美的基準，然而日本移植的過程中，去除了基督教的元素，使得裸體畫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地位。

而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美術」一詞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種創造美的技術，如同本文言及之劍術、算數。然而，在「美術」一詞的底下也確實需要自成一種規範，如何定義何謂美，作品勢必要經過某些言明與未言明的標準才得以冠上「美術品」之名，而在當時，物件的精巧性便被當作是一項判定屬於美術品與否的外在品評準則。

然而，在這樣略顯狹隘的定義之下，工藝品的地位被夾雜在了一個尷尬的地位。因此，便創造出了「美術工」一詞，作為對外國展示、並以富國為目的來迎合日本主義下，外國人對於日出東方之國的好奇與風靡。

在本文的最後，作者提及了一項非常有趣、並以現代的東亞藝術史觀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作者提及，在東亞的諸國如日本、韓國、中國等地，藝術史的語言僅僅在於國家界線之內的自述，然而在文化上面的交流與融合豈是國境所能限制與中斷的？作者言道，在東亞各國開始發展屬於自己的現代藝術史觀時，正值19世紀後半，華夷秩序的瓦解與國族主義當道的風潮之中，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建立藝術史的目的便不是作爲藝術文化研究上的需要，而是作為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宣傳手法，建立國家的權威。然而回到現代，在這樣的自國藝術史觀的架構之下，很明顯地造成了藝術史研究上的缺陷，因此，作者建議，應當效法歐洲各國，將藝術史作為「廣域藝術史」的架構來延伸，以歐洲整體的藝術源流作為主要陳述的對象，各國再將自身的藝術脈絡組織於其上，不僅能夠更真實的反應文化之間流動的過程，更可讓各國之間的研究與交流更通暢。

回歸台灣的本土意識，台灣的現代美術觀念也是移植自殖民母國日本，但不同的是，台灣作為「南國」的意象，所欲傳播的標的是內地的人民，透過官方所主導打造出來的南國風情，來更近一步的融合母國與殖民地兩地的人民。

回歸於台灣自身的藝術—此處所指稱的台灣，係是以現代台灣人為主體的論述，而非日本殖民時代所建構出的「南國」意象。在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儘管南國的風情是被建構出來的，但就台灣而言也確實造成了文化與地方色彩的影響，我並非試圖完全除去這樣的概念，而是思索著如何將這樣的映像從原先的主要論述轉化爲背景資料的一部分，重新建構屬於台灣人的台灣。

首先，我想先就「語言」方面做論述。一個地方所使用的主要語言往往會決定這個地方的國族認同，這也是為什麼，當發生政權移轉時，大多會發生語言上面的霸凌現象，如同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以及民國政府來台的禁方言政策等。選擇何種語言作為日常使用的媒介，人民的認同就容易隨著蘊含在此種語言建構時的思維而改變。

當今台灣社會的主要語言是標準中文，是自民國政府播遷來台後強硬推行的措施，原因顯而易見—即為建立正統中國政權的正當性，然而正如同粗暴地在台灣進行複製、移植不屬於或不適合台灣氣候與風土的華北式建築於公部門之上，係忽略甚至扼殺了台灣長久以來的文化脈絡，如同移植一棵溫帶的松柏在亞熱帶的土壤之上，也因這政府的主導，形成文化上的霸凌現象，導致整體社會無論是市容或是歷史論述上，都呈現了惘惘的違和感。

而這樣的違和感也體現在了台灣的藝術之上，舉例而言，以往日治時期以東洋畫為正統而被推崇，到了民國時期，這樣的正統性卻被推翻，甚至面臨邊緣化的危機，也間接導致了許多以膠彩畫的畫家不得不面臨轉型；還有一個例子，是參訪中山堂時所看到的，原本，位於西門的中山堂叫做台北公會堂，是給予來台日本人的集會場所，而民國政府播遷來台後，除了改名之外，也進行了許多去日本化的動作，像是在原本精心雕琢的柱子上，象徵日本皇室的菊花，被強制改成了象徵中國的梅花，儘管我能對於政府的作為表示理解，但確實是不能認同這樣的行徑，上頭鑲嵌的梅花，因為年代久遠，出現了不同於周遭其他雕飾的慘白，正如同台灣的文化一樣，被粗暴的刨根、移植。

儘管台灣當前的文化有些像是馬賽克式的拼貼模樣，但無可否認的是，在這樣文化匯流之處，也的確提供了創新思維的動能，得以擷取各文化圈的優點並且吸收轉化，創造屬於台灣本土的文化意識。當今的政府也從文化的主導角色轉變爲輔助及資助的角色，讓創作者有更多的自由來建構屬於台灣的色彩、用自己的語言說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