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紀偲涵
2020年,邱顯洵出了他第二本漫畫作品《手繪台灣關鍵字:畫說1940-2020》(以下簡稱《手繪台灣關鍵字》),距離上一本《手繪台灣四百年史》,已經過了三年。這本新作,仍舊以幽默的文字與圖像,刻劃曾在台灣這座小島裡發生的種種深刻、嚴肅,或者哀傷的故事。敏感一點的讀者,只要翻個幾頁,就能辨認出在他作品裡流淌的諷刺漫畫的血液。不過,不同於三年前,全然地以回望的姿態創作,這次,他畫的歷史離我們很近。
從1940年政權轉移開始,一路畫到了2020年,書的後半幾乎與現實的變化並行著走。講述近代史,好像也使他作品裡一貫的精闢史觀、高政治敏感度,顯得特別令人惴惴不安了起來。書裏提到的許多政治人物、歷史事件的當事者,好多都還在世,甚至還在政局裡,即便在已然算是民主的台灣,這些議題也不是所有人都敢碰。可他碰了,也出版了。
不見其人,還以為他是那種說話犀利、砲火十足的創作者。但一見他本人,就知道,他完全不是這個類型,反而非常溫緩沉穩。「原本是交給一間大的出版社幫忙出版,考量到這次的主題比較敏感,想著還是別讓人家為難,所以才沒有和他們合作。最後,找到了由一群年輕人新創的大寬文化一起。」談到政治敏感,他沒將話題繞掉,只是平順地交代了原委。字裡行間,透露出一股展露自己觀點的誠懇以及對他人的體貼。
只有思考周延的明白人,才能那麼簡單地就回答完了。因為只需直接說、好好說。本來,所謂「高政治敏感」,通常都不是什麼見不得光的地雷,只是人們總閃著、繞著,才搞得人心惶惶的。對創作者而言,不過就是關心所處的世界,用擅長的媒材,發表自己的想法。
整場座談,邱顯洵都是如此。不太花哨,不疾不徐地詳細回答主持人的每個問題。不需發言時,他會稍微改變自己的坐姿,靠近正在說話的人側耳傾聽;偶爾,有觀眾路過,他會安靜地向他們點頭招呼。其餘時候,他就張著那雙大眼,專注地盯著周遭。
那種考試不考的歷史,才難
年少時期,邱顯洵看了國島水馬的《台灣漫畫年史》(註1)。這兩位生長年代相隔甚遠的創作者,因為作品的流傳,感性的頻率接通了。 「我很受啟發。他好像在用他的畫、他的每一個筆觸來告訴我,我所錯過的時代。」談起自己的創作歷程,他將記憶回溯到與國島水馬作品相遇的那一刻。那本書點明了他心中對歷史的嚮往。
解嚴了之後,他遠赴巴黎求學,意外地在室友的書堆裡挖到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而大受震撼。原來,歷史不只有教科書裡教導的那一種版本。所以,之後他與史明相識,看見史明家裡那本尚未完成的台灣歷史漫畫,才那麼興奮。覺得沒畫完太可惜,他提議畫完這本《手繪台灣四百年史》。一畫下去,才知道,台灣的歷史圖像是一個問號。很多描述古老台灣的資料都遺失了,搜集不易。「當我想畫一張西拉雅人的漫畫,才發現,現在的人對當時的庶民生活一無所知。他們穿怎樣的衣服?留什麼髮型?如何生活?這些都要一一重新考證。」漫畫看起來有趣輕鬆,實際工程這麼繁瑣。
不談那麼久遠的故事,《手繪台灣關鍵字》就比較不難了嗎?也不是,難的地方不一樣。一來,部分創作時間與歷史的發生並行,中間的突發大事(如二月李登輝總統逝世,六月港區國安法通過)都是一面畫,一面發生,一面插進書裡。二來, 如今要重新面對台灣的這段歷史,最直接的阻礙,就是白色恐怖時期所帶來的歷史斷裂。個人故事被壓制,被單一敘事取代,就算找到了個人生命故事的史料,也不是就如文件檔案,全都收錄進去就完成了。整理的時候,還得考慮要用什麼史觀出發。
在這點上,這次座談的與談人,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也聊到:「以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來說,要投入資源的地方,是對抗獨裁者的記憶,而不是保存獨裁者的記憶。台灣的轉型正義做得比較晚,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面對如何清除威權象徵的問題。」歷史紀實處理起來繁瑣,在我們這樣特殊的島嶼裡,更是需要推敲。這才知道,為什麼邱顯洵給人感覺那麼周延,那麼耐心。畢竟若只是時事輿論,不吐不快,根本做不來。
我是誰?意義是什麼?
聽到後來,他平時不易察覺的自律與嚴格,漸漸從溫和的外表之下顯現出來。「時事漫畫的創作者,必須對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有所關注。這樣,我才會知道我是誰,我在做什麼。創作對我來說不僅是畫圖,而是我透過不斷畫,不斷思考。」被問到平日的創作養分,他用生活的「優先次序」來回答:畫圖總是第一位,其次是看新聞與國際事件的討論。
他在《手繪台灣關鍵字》的自序裡,引用了黑格爾的名言:「無知者是最不自由的,因為他將面對完全黑暗的世界。」這份對周遭環境的關注、對自己與其中關係的思索、對自我的存有的提問,已然不僅是好奇而已。「我是誰?」他將這個問題,時刻放在心上,成為了一種戒慎恐懼,對創作者來說,也是一種激勵。
每當他搞清楚了自己,拿起畫筆,就又意識到自己正在對所處的時代下評語。身為一個成熟的創作者,他深知,自己的公眾話語權是附加在畫筆上的無形重量。「我覺得漫畫不單純只是為了娛樂,也不僅是取悅。我期許自己在做的,是更深入人心的紀錄。」一想到作品出版後要對觀眾負責、要禁得起時代的檢視,他那股嚴肅的自我要求就更一絲不苟。
職人就是,你知道這世界上不缺你一張圖。
將自己定位成「紀實漫畫職人」,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就是因為沒什麼人在做類似的事,只好自己取一個,引導觀眾大概了解。但聽他分享創作過程的細節,也覺得,這個名字取得滿貼切。他的自我要求與每天的鑽研磨練,醞釀出了自成一套的見解。看待圖文與歷史題材創作,他從經驗裡累積想法。
比方,在他的創作裡包含了圖像生產、敘事性、時代印記、歷史價值⋯⋯多種面向。要如何顧全每個特質;拿捏平衡;將它們堆疊成層次;每一層次間要怎麼配置,都是技術。「如果你有圖庫的概念,你就知道,這世界上其實不缺你一張圖。」畫好,只是基本而已。他也說自己不常教授繪畫技巧,那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特色,這些都可以發展成專長的畫法。「有些人創作用底片,有些人創作用音符,有些人創作用畫布,但我選擇圖像,作為一種政治想法的延展。」終歸還是對自己、對適用媒材,更重要的,對「創作」這個行動的認識。
再來,想做的內容是比較沒有娛樂性的、題材比較沈重的,表現手法就需要處理。「比起文字,圖像的流通速度快。但文字有文字的力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不將圖像和文字視為對立面,而將作品視為一個綜合的表達介面,融合兩者的優勢。
一把打開思辨的鑰匙
陳館長分享,2018年南非前大法官 Albie Sachs 來到台灣,曾跟他說過:「藝術的介入是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最重要的工作。透過藝術,打開了思辨以及討論的空間。」無論是當初史明想將《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厚重內容化成小本漫畫;或是最近轉型正義的實踐,台灣誕生了更多以歷史為題材的桌遊、繪本,都是想將這些閱讀起來門檻較高的內容,轉譯成好入口的形式。這份工作,不只將硬的內容用軟的手法表現而已。
重點是什麼?怎麼打開?陳館長說:「不論是任何創作形式,都要有知識與實踐上的模組概念。也就是這些歷史事件,在這個介面上,要被放到什麼脈絡來閱讀。」談到梗圖、迷因圖,這些政治圖像的生產,雖在網路上快速流通,但是一旦被抽離了歷史事件的脈絡,往往不是成為相互溝通的工具,而成為了出征討伐的武器。因此,精簡化的歷史敘事,要怎麼設計佈局、如何被閱讀,才是不至於流落成娛樂消費的關鍵。
邱顯洵說,《手繪台灣關鍵字》在設計上以每個年代的個別歷史事件點狀呈現,主要是想引起讀者對那些沒被普遍討論的歷史事件的關注。「這還是我的史觀,你們每個人都可以透過這本書,重新建立自己的觀點。」他希望,這樣的設計不只是另一版本的歷史敘事,更能成為一種邀請、一把鑰匙,讓讀者透過練習歷史判斷,開啟自我探索的興趣。
拉出一條回望過去的路徑
參與選舉文宣工作,邱顯洵常被調笑是「吃選舉飯的」。但選舉工作對他來說,是更積極地想做些什麼的一種方式。2000年~2020年間,書中收錄的21張圖,就是他親身活過,參與進台灣歷史的年代。
從第一本書與史明一起工作,他就更喜歡和史明討論日常生活。「他曾經歷一大段台灣歷史。我試圖在他身上,找到台灣人某個時期的生活風貌。」比起討教歷史知識,他更傾向以觀察的方式來搜集創作資料。所謂歷史,終究還是一段段生命史所交織而成。如果歷史的詮釋少了人的生命敘事,就沒了溫度,也顯得不真實了。
同時,選舉工作鍛鍊了他對政治的敏銳度。回顧過去,他看見這20年來台灣面臨了許多劇變,到現在都還左右著我們的命運。到最後,那些成為歷史事件的,在當時看來可能就是一件小事。這份體會,促使他想讓自己的作品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一年出版。
無論是疫情之後的全球性影響;中國經濟崛起後民主衰退的趨勢;以及中美緊張關係的延續,都使整體局勢將迎來大轉變。再者,媒體的發展牽動了後真相時代的來臨。當訊息的流通變得更為簡易、快速,大眾追求真相的需求逐漸轉移到感受上。於是,資訊接收形成「信者恆信,不信者不信」的局面。這些都正顯示著:在討論局勢時,我們還沒有辦法透過互相檢視達成共識,仍缺乏一個完善的溝通平台。
在這樣多重的困境中出這本書,就是想拉出一條回顧過去的路徑。從這條路徑裡,重新找到一些線索,能夠幫助釐清當下。
(註1)國島水馬,本名國島守。日本愛知縣人,台灣日治時期東洋畫家、漫畫家。在台時期,曾在《台灣日日新報》擔任漫畫記者,於報刊上發表諸多諷刺漫畫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