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1/03/25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以社會學視角解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心態之形成及其影響

    中華的正統文化隨著國民黨的戰敗來到台灣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它的傳入與其他文化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有系統且整體性的隨著大量來台的中國軍民在此生根。這本應為台灣帶來多重交織的文化風景,但中華文化的強勢性卻給本土的風俗帶來災禍。本次要討論的是在中華文化中為人詬病的考試至上心態,並追溯其流變、形成、以及對台灣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
    (圖片來源 :今周刊)
    (圖片來源 :今周刊)
    首先要來追溯此心態的根源。這樣的心態最早是形成在北宋時期的科舉。依據錢穆先生的說法,北宋當時的時代背景雖然相當嚴峻,但自太祖時代便持續堅持著不讓軍人掌權,故而對文人多有禮遇,因此造就了文人的特殊身分。而傅樂成先生在其的歷史著作中更提及因宋室信用文人,才會造成科舉為世所趨。因為有了這樣的背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才會形成。在宋代,要成為官員不需要顯赫的家世背景,只要願意下苦功讀書就可以了。這使階級流動的速度倍速成長,平民翻轉自己的命運成為可能。功利主義強調的是得到最大的快樂,若以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當時的平民會對科舉趨之若鶩的現象相當合理。以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考上科舉不只從今而後衣食無憂,還能使親族以及祖先面上有光,是意義上的快樂,所以讀書便成了效益最大也最該被選的人生方向。而當時讀書人有看不起其他職業的傾向,則是因為他們認為用努力翻轉人生的自己較其他人值得尊重,殊不知這只是因為自己見識淺短,沒有看見其他職業背後的艱辛。隨著時序流轉,科舉制度日益興盛,然而,掌權者對此制度的調整使科舉逐漸將士人對知識的態度帶往錯誤的方向。
    元仁宗下詔以朱熹集注的《四書》為所有科舉考試的指定用書。一方面來說,這使得儒家文化成為道統並獲得巨大推廣;然而,另一方面來說它也促使了投機心態的產生。在宋代的科舉中,參加者得要飽讀詩書,厚實自己的學識,才有可能寫出真材實料的文章以獲中選。從元代開始,已經有投機的士子只願意讀考試會考的《四書》,對其他書籍則棄如敝屣,這時的士人對知識的態度已逐漸從增進品德轉變為一種工具性的存在。讀書不再是為了探求真理,而是為了使自己獲取功名。這樣的態度所造成的影響就是所選出來的官員幾乎沒有真材實學,也給學術界留下了不好的影響。到了明代,掌權者為了嵌制士子的思想,限定科舉考試的文章需以八股格式呈現。這時,正式的官場上已經很難見到真正的知識分子了,大部分的官員都是為了考試而拿起書本的。會有這樣的狀況也是因為掌權者將科舉過度制式化了,參與者只要按著步驟來就可以功成名就。人都有惰性,當有最簡單路線時便很少有人會再去走崎嶇的山路。而為了考試拿起書本就是那條最簡單的路線,在選擇時自然以它為首。拿起書本在那個時代來說是在各方面能獲得最大效益的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也因此得到再度強化。到了清朝時,科舉的內容已逐漸跟時代脫節,參加此考試的意義已跟學習完全無關,純粹是為了求取功名。隨著西力東漸,掌權者也意識到了科舉內容的不合時宜,最終在光緒年間廢除。
    雖然科舉制度已遭廢除,然其所形塑之唯有讀書高之心態已深植於所有華人的心中。即使是在現代,仍然有許多相信著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般神話的學子。而一眾家長也深受其影響,絕大多數的華人家長都會嚴苛的要求孩子的成績,因為他們相信這是出人頭地的不二法門。若以榮格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可用集體潛意識來解釋。因為科舉考試是華人世界的集體記憶,所以它會潛藏在華人的潛意識中,使一代又一代的華人朝這種人生方向邁進。然而,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唯有讀書高的心態仍深植人心,是因為上層階級跟媒體不斷灌輸學生力求上進、追求成功的價值觀,使每個人認為皆能透過努力去爭取自己的地位,自然能安於由既得利益者制定的現存制度。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若是將自己的思考限縮在「努力就會成功」的框架中,其他對於社會地位造成影響的因素就會遭到忽略。舉例來說,高社經地位的家庭便能給予孩子貧窮家庭無法企及的經濟與文化資本,將此因素忽略的學子便會將自己跟他人因資源差距而形成的劣勢歸因於自身的過失,這將導致他們無法覺察自身所處的弱勢情境並為自己發聲。即使上層階級的確不該為了自身之既得利益而向大眾傳輸特定價值觀,幾近所有學子皆努力為考試而讀之社會現象卻是由上下階層共同構築的。現代(1940-今)的華人世界(中國/台灣)是從代工開始起步的開發中國家,台灣成長速度較中國稍快。像台灣與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有個特點,那就是它們需要快速產出大量人才來使產業在短期內飛速成長。與西方國家不同,台灣與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近一百年內達成的,對於人才的培養方式便無法像歐美那樣以長期之文化薰陶來形塑一名人才。相反的,台灣與中國必須設計出一套能在短時間內使受訓者獲得完足知識的制度,近似於科舉的升學體系便是當權者給出的答案。當時的人民也因經濟正在起飛使他們無暇顧及教育而對此制度欣然接受,但事後因為此制度的方便易達性而使人民並無要求變革,此制度與其構築的心態便因此而定型。這就是在後科舉時代再次形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心態的過程。
    最後是這種心態帶給台灣社會可能的影響。國民黨帶領大量軍民來到台灣後所傳入的是另一個跟本土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統,因為有權力與人數的優勢而使中華文化成為主流。中華文化中的科舉制度則是被當權者以現代化的外皮包裝後重新的推行而形成現今教育體制的骨幹。最起始的大學聯考與科舉考試相當接近。兩者都是使所有參與者讀同一套指定的教材且最後考一樣的試。基於上段的分析可知這套制度應無受到強烈反對,因為今日深植於大眾心中的讀書至上觀念,是不可能在制度未受到普遍接受的狀況下形成的。
    這深植於大眾心中的觀念給台灣的教育體制帶來了三種影響。首先是對於學習動機的偏差。經由上文分析可得知所謂的讀書至上背後之原因是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更有因被灌輸高分等於成功之價值觀而努力讀書者。筆者認為這樣的動機會造成一連串的惡性結果。首先,為了利益而學的學生其背後動力是相當不穩定的。在他們眼中,知識只是一種用以達成目的的工具,並非是他們發自內心渴望的事物。所以,在達成目的之後,知識對於這些人來說就已沒有用處,是可以隨意丟棄的東西。這種工具性將會導致第二項後果,亦即對於工作的不正確態度。這些人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要誠心的學習知識,他們只是為了獲取利益而學,在目的達成後便不會再保持當初的積極度。這些人進入職場之後也不會是一個好員工或好服務者(各類型的) ,因為他們對於工作一樣是會以利益為導向。工作對這些人來說只是用來使自己獲利的,並非是發自內心想做的,結果就是草草的應付了事或被動的只做被交代的任務。同時,這些人在職業道德上也會做出一些可議的行為。例如本應以救人為志業的醫生竟會因病患沒有醫藥費而拒絕醫治。雖然站在醫者角度來看卻也沒錯,但真心救助他人之醫者難免搖頭。工作上的不正確態度將帶來國家的崩毀,因為當不正確的態度瀰漫於各行各業時,它們便很難正確發揮出自己該有的功能。若各行各業皆無法發揮正確功能,國家就無法正常運作。若國家無法正常運作,它便會崩毀。這是學習態度偏差所可能為社會帶來之影響。
    唯有讀書高可能帶來的第二種影響是學子思考的僵化。根據上文所分析,唯有讀書高的心態形塑除了造成學習態度的偏差之外,還會造成對於知識的認知失誤。從上一段分析可得知在一開始教育制度的設立中人民並無強烈表示反對,因為他們實際上也需要這種類型的制度。然而,習慣是會成自然的。在長時間皆由掌權者決定學生的學習內容後,人民便很難再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因為他們已習慣了單方面地接收知識,而非自己探求。這樣的問題延續到了現在的台灣。即使是現在的社會,仍有許多學子相信考試會考的知識就是自己唯一需要的知識,儘管事實上絕非如此。
    會形成這種心態有兩種可能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學子無法看透由主流價值建構的價值觀帷幕。當主要媒體與當權者以及社會皆在宣揚讀書至上的價值觀時,一個沒有受過思辯訓練的學生是很難去反思其背後之合理性的。而當自己無法思考主流價值之對錯時,學生所剩下的選擇就是為融入社會而成為它的一部份。第二種可能的原因是自我催眠。在廣大學子中一定有人是清楚主流價值的問題的,他們卻選擇默不作聲。這是因為他們清楚反抗主流價值的結果是他們無法承擔的。為了消去自己的疑慮,催眠自己去認同主流價值以達成心理上之平和便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不論是從一開始就相信或自己認為該相信主流價值都有著認同考試用書等於必要知識的共通點。當他們如此認為時,他們便不會去尋求課程外的知識,這會使他們僅能以體制內課程所建構的框架來思考。當一個人僅能以特定框架思考時,便可稱其為思想僵化。
    讀書至上之心態可能帶來的第三種影響是社會對進步的反動。縱然這種升學體制有著諸多的弊害,然而它也會給願意服從的人相當多的紅利––那就是相對輕鬆的生命。一般人的生命經驗都會經歷一段長時間的尋找自我階段,而遵循體制者只需要接受由體制施予的人格即可。尊循這個體制的人在尋找自我跟確立個人主體上所花的時間較他人少了許多,這使他們能有較他人更多的時間來累積物質財富,並持有比他人更可能達成社會所認可之「成功」的機會。當遵循體制者是較容易達成相對成功的那群,他們便更有可能成為社會中的宰制階級,亦即既得利益者。對既得利益者來說,要維持住利益的方法就是保存既有制度,因為他們在這套制度中佔有優勢。若是讓這套制度維持,他們就可以將自己宰制的傳統給延續。因此,任何對於制度的變革與更動都會使他們的利益受損,將造成上層階級對變革進行反動。同時,上層階級在社會中持有較多的權力,這將使他們較容易制止傷害自身利益的行為。當他們擁有制止改革的能力時,社會的進步便難以達成。
    綜合上述假設可知讀書至上之心態對於台灣社會的潛在影響相當深遠。雖然它的源頭是來自中華文化,其對台灣普羅大眾的心態造成了質性的扭曲。所謂的學習,必須是發自內心的熱忱。將利益當成目的會使學習出現偏差。唯有將真正該追求的事物給釐清才能使自己在學習的過程中獲得個人能力的成長,最終成為一個對知識有完足認識,成熟的社會人。
    責任編輯: 李佾學 核稿編輯: 鄒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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